岁月无言，文字有声。当我们试图从历史的罅隙中窥一窥科学家们的风骨时，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封封深情的手札是最好的信物，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是最好的答复。那些藏在时代征程中的赤子情怀、隐于字里行间的薪火相传，是几代西光人对“西光精神”最默契的回应。

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

正对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长安园区南门的办公楼叫做“祖同楼”。进入办公楼，映入眼帘的便是龚祖同的铜像。2004年正值龚祖同诞辰100周年，这座铜像正式落成。

翻开西安光机所的故事集，龚祖同是总也绕不开的“第一页”。他是中国应用光学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光学玻璃、纤维光学与高速摄影领域的奠基人，是西安光机所建所所长。而他“三次转换专业、四次熔炼光学玻璃、一生辗转五地、75岁入党”的故事，早已扎根于每一个西光人的记忆里。

“我衷心祝祷，十亿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在太平洋西岸，建设起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强国，这是我日夜心想祝祷的。到了外国，热爱祖国之心倍增，这是一个收获。”这是1981年龚祖同赴美国领奖时写给家人的信中的一段话。

上世纪60年代，为服务于“两弹一星”工程，解决用于核爆试验必需的高速摄影和耐辐照光学材料问题，研究试制有关原子能武器、原子能工业及原子能研究工作中“光机电”三结合的尖端仪器装备，西安光机所应运而生。

年近花甲的龚祖同奉命“西迁”，来到地处黄土高原的西安，筹建中科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西安分所（后改名为西安光机所）。

“远看科学院，近看瓦渣滩”是第一代西光人对当时研究所的印象。一栋楼、一个14平米的房间、6至8张二斗桌，光学设计靠翻五位对数表，机械设计全用绘图仪、鸭嘴笔，电路系统靠电烙铁手工焊接……一台手摇台式计算机是所里最先进的设备。

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在这样的环境下，龚祖同率领全所职工边筹建、边科研、边培干。为减轻国家负担，他曾在全所大会上公开提出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为随时解答大家的困惑，他办公室门前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每晚7~9点照常办公。

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飓风。1964年10月的一天，中国的街头巷尾一片欢呼雀跃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印着显赫的一行大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核爆瞬间火球扩展系列图像和珍贵数据，正是由龚祖同带头研制的克尔盒多幅高速摄影机和转镜式等待型分幅高速摄影机完成的。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摄影机中的一秒，是实验室里多少个夜以继日和争分夺秒换来的。

在此后的岁月里，龚祖同又先后提议开辟高速摄影、电子光学、纤维光学、激光全息干涉、光学信息处理、变折射率光学、工程光学等研究领域，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为“四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培养出包括干福熹、母国光、刘颂豪等在内的一大批光学专家，而侯洵、薛鸣球、牛憨笨更是在龚老亲手培育的西安光机所的沃土上成长起来。

1978年，龚祖同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授予的“技术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称号，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的成就同样受到了美国同行的赞赏，被授予Photo-Sonics 成就奖。

1981年10月，已经76岁的龚祖同前往美国洛杉矶出席美国电影与电视工程师协会举行的颁奖大会。当时国外出差的餐费和住宿费标准为每天55美元，龚祖同和同事初到洛杉矶，因酒店是主办方代订，仅每日住宿费就要110美元，远超规定标准。为挽回超支，两人果断迁住小旅馆，早晚餐以面包代替，最终竟还节约出100多元上交单位。

松柏之质，经霜弥茂。1979年，75岁的龚祖同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夙愿。在入党志愿书里，他尤为感触地写道：“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一生求学科研，耳闻目睹，在我心灵中形成这种观念：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唯有科学技术是建国的大事、不朽的盛业。”

“他的心像光学玻璃一样透明，他的人品像光线一样正直，他领导的团队像聚光镜一样凝聚团结。”在很多参与筹建西安光机所的第一代西光人眼里，龚祖同是“西光精神”的典型代表。

如今，再回望那段悠长岁月，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满眼生机转化钧 天工人巧日争新

“正是在龚老年轻时为适应祖国的需要从核物理转向应用光学事迹的感召下，我愉快地从等离子体物理转向了高速摄影技术。”

1986年，时任西安光机所所长侯洵在送别龚祖同的文章中写道：“抬起他因为长期与病魔苦斗而极度消瘦了的遗体，我却突然感到双肩沉重万分。我反躬自问：挑龚老挑过的担子，我行吗？答案无疑只能在今后的实践里找。可是这反问将在今后的岁月里时时催我自砺、催我奋起，催我学习他的榜样，把毕生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奋斗到底。”

1962年，侯洵从理论研究转向试验研究，开创了西安光机所的瞬态光学研究。他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与龚祖同等一起为核爆炸研制克尔盒高速相机。多年后，已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的侯洵回忆起这段难忘时光仍感怀万分。

囿于当时的实验室条件，为解决困难，自制实验设备是再正常不过的。在研制相机时，要将玻璃片黏结在盒体上，用燃烧煤气产生的火焰热加工。但当时西安没有煤气，侯洵和团队便另辟蹊径，在内装部分汽油的桶盖上插入两根管子，一根停在汽油液面之上，一根插入汽油之内直至接近底部，上端和空气压缩机相连，给桶内打气，从液面上那根管中出来的气体就带有汽油气，可以燃烧。

侯洵的创新理念大概在那时候就已经深耕脑海，并一直实践到此后的每一件事中。

上世纪80年代末，正值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对研究所经费匮乏的窘迫，侯洵不等不靠，主动创新谋发展，在中科院系统内率先实施改革，实行课题组成员优化组合和第三会计制度。面对大刀阔斧的改革，职工思想有包袱，他便持续分季度做工作；职工心里有困惑，他就逐一耐心解答。时间逐步证明了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西安光机所由此走出了一条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特色道路。

1991年，得悉国家计委要筹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侯洵立即组织研究所积极论证。为了避嫌，他提出由陈国夫研究员担任实验室主任。一番评审后，西安光机所的申报方案在95个申请中名列第一，成功获批瞬态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多人为侯洵未能担任亲手筹建的实验室主任感到遗憾，但他却说，能为研究所和国家建一个重点实验室就很高兴。

累土而不辍 丘山崇成

“乔木亭亭倚盖苍，栉风沐雨自担当。亲爱的侯院士，感谢您的身体力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将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递交给了我们。秉先生之意志、承先生之教诲，力担重任、奋勇向前。”这是2021年西安光机所一名青年党员写给侯洵的信中的一段话。

历经两代人的搭桥铺路，站在新时代的航线上，西安光机所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新一代西光人气贯长虹，将奋斗与坚持深深刻进了基因里。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一大批高精尖人才成了市场争抢的“香饽饽”，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杨建峰便是其中之一。西安光机所给出的每月800元的薪水，在多家外企动辄三四十万元的诱惑前显得杯水车薪。面对大多数人无法拒绝的诱惑，杨建峰却没有丝毫犹豫，选择追随薛鸣球院士，扎根西安光机所追寻他的光学工程梦想。

此后，杨建峰便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深空探索之旅。从嫦娥探月到火星探测，他带领团队先后研制了7代嫦娥系列相机和火星多光谱相机，不仅揭开了38万米月空深处的秘密，也为世人掀开了火星地表的神秘面纱。对杨建峰和他的团队来说，坚持梦想并不容易，但探索未知让他不惧孤寂。

新世纪之初，西安光机所迎来航天领域的第一个载荷研制任务——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超光谱成像仪分系统研制，所领导任命刘学斌担任主管电子学系统设计的副主任设计师。重任千钧唯担当，年轻的刘学斌勇挑重担，快速掌握了航天产品研制规范，带领团队研制出高标准长寿命的电子学系统。

2008年，刘学斌又相继承担遥感卫星十四号和遥感卫星二十八号载荷的研制任务。由于长期饮食不规律和操劳过度，工作期间，他患上严重的胆管结石，却忍着疼痛坚持工作，直到卫星进入发射场才住院手术。卫星成功发射第二天，当领导和同事去看望他时，身上拖着各种“管子”的刘学斌，第一句话问的便是卫星发射情况以及载荷数据质量如何。

付玉喜身上则具有和今天新加入西安光机所的一代人一样的特质：自信、果敢、浪漫，讲究态度又不舍温度。在“追光”方面，他有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激情。“无论我在海外待了多少年，做了什么样的研究，我都清楚我是会回来的，学到的知识要落在祖国大地上才算是学以致用。”

在从日本归国后的3年里，付玉喜的理想始终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上。他利用高能量红外飞秒光源产生高亮度、小型化秒和阿秒软X射线等相干光源，利用高次谐波方法诞生出的软X射线相干光源比国际上已报道的结果强了近2个数量级以上，使得对生命科学重要的“水窗波段”脉冲能量达到几个纳焦耳。面对成绩，他说：“能看到成果当然是好事情，但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微光点点，聚而成炬。追光逐梦的征程上，最动人的总是最真挚的情怀。从60年前的6个人到如今的近千人，在西光人的路途上，他们只是其中的缩影。

“爸爸是一名从事科研工作的工程师，由于工作繁忙，基本早出晚归，缺少了对你成长过程的陪伴。”“最近的科研工作任务日益繁重，以致陪伴你们的时间逐渐减少，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都需要你来操持，内心满是抱歉和遗憾。”……这是今年西安光机所举办的家书征集活动中，科研人员写给家人的信。

这样的内心独白还有很多。或许就是这些在时光洪流中依旧闪光的故事，让“西光精神”有了具象；也是这些在时代中乘风破浪的西光人，为“西光精神”标注了新的意义。

（作者王枫系西安光机所监督审计处主管，陈凤系西安光机所党群工作处副处长，张晶系西安光机所党群工作处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