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用一生为“我们从哪里来？”这一问题寻找科学答案，甘愿守在“冷门学科”的争议地带，以澄净的心灵与远古对话。

锐意进取 勇于挑战 提出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假说

“我们从哪里来”是哲学问题，也是科学问题。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正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学科之一。我国相关研究和重大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这些研究和重大成果与吴新智的科学人生息息相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与争论一直占据着国际古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但东亚现代人的起源是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问题，非洲起源说又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1984年，吴新智与外国同行提出“多地区进化说”，这也是持续至今关于现代人起源争论的两大学说之一；1998年提出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模式的新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引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治学严谨 求真务实 敢做“少数派”唱“对台戏”

在“现代人起源”这个宏大而复杂的命题下，吴新智与主流观点论争了半辈子，曾志得意满，也曾黯然低潮，唯独不曾有过放弃的念头。

主流观点认为，属于直立人的北京猿人没有智人后代，现代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是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即所谓的“夏娃”。但吴新智等主张现代类型的人类并非源于同一个祖先，而分别起源于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各自相对独立，不同程度地连续进化，互相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发展成智人。

在这场长达近40年的论战硝烟中，大部分时间里学术界几乎一边倒支持非洲说。作为“少数派”，吴先生自己也说：“要问一生中最艰难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唱对台戏’，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但他始终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加倍努力探索，甚至在71岁时开始从头学习DNA有关人类演化的知识，在对比分析大量古人类化石特征和综合研究基础上，不断接近现代人起源和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模式的真相。

近20年来，随着在中国境内新的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和古DNA技术的兴起，完全由非洲智人取代世界各地本土古人类的理论开始受到很多证据的质疑，而“多地区进化说”的证据越来越多。但吴新智经常提醒后辈：“现有的各种学说都只是假说，不是真理，更不是史实。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日趋接近真相，至于什么时候能抵达，谁也不知道。”

就是这样，他执着但不偏执。他捍卫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只要证据扎实，他也会坦然修正自己的研究结论，毫无包袱。“假说不等于真理”，为了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他用毕生精力去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为此甘之如饴。

励精图治 薪火相传 为我国科学发展鞠躬尽瘁

除了长期从事古人类学研究，吴新智在体质人类学、灵长类学、法医人类学及相关学科领域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进了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

与此同时，他还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普及等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提升了学科领域的影响力。他与吴汝康先生共同创办了《人类学学报》，并长期担任副主编和主编，为古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研究搭建了重要的交流平台。他编著的《人类进化的足迹》已经成为传播人类演化知识的重要图书，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吴新智在上述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各界的广泛赞誉，先后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人类学终身成就“金琮奖”等多项荣誉。

他事必躬亲，即使在80多岁高龄时，也从不“麻烦”学生们跑腿办事，甚至连打印资料这种小事都亲力亲为。他的学生刘武研究员回忆说：“始终引领学科方向，又在各种繁复的工作中事必躬亲、一丝不苟，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的吴先生，是我们一生的榜样！”

在吴新智的影响下，他钟爱的学科涌现出刘武、高星、吴秀杰、付巧妹、邢松、李锋等优秀的中青年古人类学家。他们传承老一辈的科学精神，探索前进，研究证明了北京猿人在50万年前就发明人工用火术，为全球最早之一；通过古DNA等新兴研究手段不断探寻丰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为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

“我决心在组织教育下努力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努力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正如在入党志愿书中所写，吴新智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直到他93岁的生命画上休止符。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各种形式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吴新智的一生是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治学不苟、克己奉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高风亮节、宽厚仁和。他的学术思想与真知灼见、他的科学情怀与高尚品格，都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学习和怀念！

（作者邓涛系古脊椎所党委书记、所长，刘庆国系古脊椎所党群宣传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