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国家因战略急需，决定在内陆腹地建设一座短波专用授时台。一批科学家和青年大学生听从党和祖国的召唤，满怀报国之志，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来到陕西渭北高原的蒲城，在这里钻山进洞、白手起家，建起新中国第一代授时台，这就是“326工程”。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辱使命建成的长短波授时系统，为我国航天星箭发射、国防武器试验和空间科学探测等，提供了可靠的高精度授时保障。这项工程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被钱学森誉为“中国的一面大钟”。

这一批科学家和青年大学生远离富庶的家乡和思念的亲人，在偏僻而又艰苦的环境里，一干就是一辈子。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一生扎根西部，默默奉献，用热血和汗水书写了“淡泊名利、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科技报国”的“326精神”。

多年来，“326精神”已经成为一代代国家授时中心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引领和见证了我国时间频率工作的一次又一次辉煌。进入新时代，“326精神”以其强大的感召力，焕发出勃勃生机。

胸怀祖国 听党指挥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发射对授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个关键领域又不能依赖外国，于是国家开始筹建专用授时台。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国家最终将授时台的地点选在了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蒲城。

蒲城县古称“重泉”“南白水”，是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如今它又有了另一个美称——中国时间城。可当时的蒲城，仅仅是八百里秦川一个普通的县城，全县连汽车都没有几辆。按照“靠山进洞”的备战要求，工程选址于蒲城县城西北金帜山唐宪宗景陵附近，这里远离县城，人迹罕至。但即使是这样的条件，在国家需要的感召下，还是有人争着来。有的大学生没被分配到这里，就自己买火车票坐车赶来，最终争取到了留下的机会。

“因为这是国家交给的任务，虽然艰苦但无上光荣，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辱使命，把工作做好。”1971年参与建设的原短波授时台主任尹德龙如是说。

正是这批有志青年，在不毛之地金帜山上、在城郊原野的麦田中，拉开了长短波授时系统建设的序幕。他们肩负的使命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积极投身到我国第一代专用授时系统的建设中。对于他们来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能将自己所学运用到实际、服务祖国建设，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陕西天文台（国家授时中心前身）的漆贯荣是最早参与短波授时台建设的23名大学生之一。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的他，在1966年短波授时台批准建设时就来到了这里。据漆贯荣描述，当时来的时候，每人发一副帆布手套，卸钢筋、拉水泥这样的工作都是自己做。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凭借着双手和智慧，在金帜山上构筑出新中国第一座专用短波授时台。

可以说，“326精神”与“西迁精神”同本共源，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一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代国家授时中心人忠于祖国人民，担当责任使命，书写新的时代答卷。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长短波授时系统作为关乎国家命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关键科技基础设施，被钱学森誉为“中国的一面大钟”。项目建设初期，广大参建人员面对的是一无完整资料可供借鉴、二无基本研制条件的困境。

一穷二白的天堑，靠白手起家变成通途。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老一辈授时中心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积极性，凭的就是一份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强烈的国家荣誉感的鼓舞下，他们始终保持着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志气，不图名利、不怕牺牲，用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铸就铮铮铁骨，挑起新中国时频科技事业崛起的大梁。

技术不足，他们就一边干、一边学，白天工作，晚上挑灯夜读，零点后熄灯是常态；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有的将一台天体测量用的目视中星仪改装成天文用的光电中星仪，有的到南京天文仪器厂参加我国第一台光电等高仪的研制。

经过四年艰苦奋斗，他们克服了技术缺乏、设备简陋、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等困难，于1970年9月建成新中国第一代短波授时台，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开始试播。1981年7月1日起，经国务院批准，短波授时台正式承担我国短波授时任务。

短波授时台的建立，使我国具备了自主可控的、连续的、全国覆盖的高精度陆基无线电授时能力，先后圆满完成了“580”“尖兵”“巨浪”“331” 等重大任务，而“国家的任务，不可儿戏！一定要尽心尽力、尽心尽责！百分之九十不行，百分之九十九也不行，必须得做到百分之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支撑他们向前的不竭动力。

正如原陕西天文台第二研究室、现国家授时中心时频基准研究室主任王正明所说，“只有在艰苦环境中奋斗过的人，才能不屈不挠地向上攀登。在困难面前，胜利总是来自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刻苦学习，不断创新，是获得成功的奠基石。”

团结协作 集智攻关

上世纪70年代，随着航天技术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对授时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长波授时台开始筹建。有了短波授时台的建设经验，加上我国国力的增强，长波台的建设稳步推进。

长短波授时系统研制建设工程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了无线电技术、天文测量技术、原子频标技术、发射天线技术和电子器件材料技术等诸多方面。仅主体建筑设计施工方面，就需要考虑战略安全和防核打击要求，要建于地下40米，分为4层，分别是发射机系统、配电系统、通风系统和水循环冷却系统，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通道纵横交错，宛如“迷宫”。同时位于地面的天线高入云端，呈四塔倒锥形，塔距400米、塔高206米，工程量极其浩大。

长短波授时台建设期间，国外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国家调集国内众多科技力量，包括中国科学院、空军、海军、高校以及工厂等100多个单位的1000多名专家学者、技术工人和数以万计的解放军战士参与建设。以设备为例，大到系统的发射机、发射天线，小到一个二极管、电容，完全依靠我国的科技工作者独立自主研制完成，代表了当时国内最高的无线电技术和电子工业水平，系统器件国产化率达100％。

1983年，长波授时台建成，并正式承担国家授时任务；1984年，作为新中国成立35周年4项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入选天安门庆典活动；1988年，长波授时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该项成就，彰显了国家授时中心人顽强拼搏、不畏艰难的精神，更体现了独立自主、善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它的建成，使中国不再仰人鼻息，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高精度时间发播系统，同时也彰显了中国科技研发强大的协同能力，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

40多年过去了，长短波授时台经过现代化技术改造升级，正以崭新的面貌，跳动着新时代时间频率脉搏。原长短波授时台已成为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被保护起来，这座庞大的地上建筑群和地下“迷宫”早已布满历史的沧桑。然而，第一代授时人“淡泊名利、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科技报国”的精神，透过这些厚重的钢板和庞大的装置，一直萦绕在授时中心人心中，历久弥新。

记得短波授时台筹建之初，为了尽快完成工程，老一辈授时中心人不分昼夜地工作。那时没有吊车，设备来了以后都是自己卸。往山洞里运设备时，有些机器加上油以后重达几吨，实在不好挪动，他们就将铁管铺在底下，再一点一点往前挪。

当时的蒲城不通火车，设备只能先拉到渭南，再从渭南用汽车拉到金帜山上。有时大家正吃着饭，车就运着设备来了。怎么办？没二话，卸车去，哪怕是深夜！有一次，一个同志运设备时不小心滑倒了，机器直接砸到腿上，把腿压断了。

来到这里的很多大学生是南方人，南方饮食多蔬菜，而蒲城则是“有了辣子不要菜”。由于当时条件艰苦，辣椒和油都很少能吃到，餐桌上常常只有一瓶醋、一瓶盐。许多同志因为营养不良，患上了严重的低血糖。为了补充能量，他们遇到有去北京出差的同事时，别的不捎，总会让他们带点白糖回来。

按照当年的要求，长波授时台建立了三道防护门，要求是每平方厘米能经受25公斤冲击波，可防原子弹打击。可长年累月在地下工作，空气不流通，潮湿阴冷的环境很容易得关节炎。但为了国家需要，“默默奉献，不讲待遇”几乎成为了一辈辈授时工作者之间默不成文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也一直传承至今。

“献了青春献子孙”，这话在老一辈授时中心人身上得到充分验证。当时参与长短波系统建设的科研人员，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发达地区，也都曾是单位的业务尖子和骨干。他们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选择与党的需要、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自己辛劳工作一辈子，子女也大多留在了渭北这座小县城。

老一辈授时中心人，始终以发展我国时频事业为崇高使命，以报效祖国为神圣职责，用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敢于吃苦、执著追求，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默默奉献，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铸就了我国时间频率科技事业的丰碑。这种高尚品质，是“326精神”的重要表现和重要内容，凝结着老一辈授时中心人的心血和奉献，也凝聚着他们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心。长短波授时系统艰苦卓绝的建设史和老一辈授时中心人精诚报国的精神，将永远载入共和国科技发展史册！

（作者窦忠系国家授时中心党委书记，曹玉玻系国家授时中心党委办公室主任，白浩然系国家授时中心党务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