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照光：研究所的“大家长”

植物学家刘照光在担任成都生物所所长时有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后，他会搬一把椅子坐在研究所门口，职工和学生有什么事，可以直接与他交流。刘照光总是乐呵呵的，因此被职工的孩子亲切地称为“爷爷”。

1994年，刘照光接到通知，研究所领导班子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领导班子，他本人被评为优秀所领导，奖励他5万元。刘照光说:“这个钱我不要，你们想个办法发给年轻人。”后来，所里增加了“中青年科研、管理骨干人员津贴”，给年轻人每人每月发50元。当时一个月工资才200多元，50元绝不是个小数目。

2001年，刘照光去世。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职工花名册，上面许多职工名字后面都画上了各式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是刘照光对职工具体情况的分类标注:有的需要科研经费支持，有的要接受再教育以提高研究水平，还有未分配到住房的、未成家的等，问题解决了就在符号上画个圈。刘照光把职工的点点滴滴都放在心上，为职工排忧解难，赢得了职工的尊重。

顾震潮：“我是个普通劳动者”

20世纪50年代国家初建，经济困难，科研经费紧缺。气象学家顾震潮在工作中总是念及国家财政困难而精打细算，给国家省钱。出差时，他带着大家坐硬座。所里要派车送他去车站，他予以婉拒，自己乘公共汽车前往。

1962年在泰山进行综合观测时，顾震潮背着行李从泰安走到泰山玉皇山顶。他发动大家自己背行李和仪器，多走一站路再乘公共汽车，这样就能省下5分钱。

1964年春，顾震潮带领团队到大兴安岭林区参加实地试验，当时从北京到内蒙古牙克石，火车要开三天四夜。同行的年轻人坚持要购到硬卧票才肯出行，顾震潮不买卧铺也不坐软座，而是坐普通硬座。白天，他在座位上专心阅读文献，目测窗外天空对流云的变化；晚上则趴在小桌上歇息。到了牙克石，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为他安排好了宾馆套间，但他婉言谢绝，与年轻人一起扛着被子和行李住进了牙克石气象站。顾震潮时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他常说:“我是个普通劳动者。”

刘东生：简朴的“超级老头”

一代宗师、地学泰斗、黄土之父、大家风范、远见卓识……正因为有诸多美誉，刘东生被同行和晚辈唤作“超级老头”。但“超级老头”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他是这样认定的，也是这样践行的:衣食住行诸事从简。

刘东生的世界里只有国家和工作，很少考虑自己。灰色的西装、褐色的毛衣、袖口磨破的衬衣……这是同行和晚辈印象中刘东生的穿着。野外工作使用的地质锤跟随了他一生，身上的地质背包少说也有十几年了。刘东生的办公桌是当年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钟健送的，虽年代久远却保养甚好。办公室的椅子修一修继续用，其中一两把必须借助墙壁的支撑才能坐人。

2004年9月，87岁高龄的刘东生应邀参加罗布泊科学考察。组织方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科考环境的恶劣，为他安排了医疗保障服务。从北京出发前，刘东生拒绝了配备医生随同考察的安排；飞抵乌鲁木齐后不做停留，马上转机去往库尔勒，风尘仆仆直奔科考营地，开启他又一次不搞特殊的科考之旅。

葛庭燧：“舔光”的盘子

20世纪90年代初，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有一次与学生聚餐。用餐时，物理学家何怡贞首先放下了筷子，随后学生们也陆续放下筷子，但葛庭燧仍在“埋头苦干”，直到吃完最后一片菜。何怡贞说:“食堂会不会认为菜给少了?”食堂经理进来后，葛庭燧马上站起来对他说:“不是菜少了，而是我们怕浪费。”

有一年过年放假，葛庭燧要去安庆石化总厂帮助企业解决生产难题。出发前他向随行人员打招呼，要求每个人从家里带上干粮。中午，大家把车停在马路边，把各自带的食物放在车盖上，有说有笑地品尝。晚上一行人入住招待所，才像样地坐在桌前用餐。大家边吃边聊天，葛庭燧把剩菜剩汤都倒进碗里，吃得干干净净。

有一次学生陪葛庭燧去青岛出差，他住在宾馆一个普通双人间里，既无套间，也无空调，只有一对沙发和一张办公桌。邀请单位为他安排的生活费为每天25元，但当葛庭燧得知自己每顿饭吃不到2元时，便主动退掉15元的费用。

李小文：奖金散尽携后学

遥感地理学家李小文一生著作等身，成果颇丰，诸多重量级奖励足以让他过上光鲜精致的生活。但他屡次捐出奖金，用于激励后学。

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后，李小文将20万元津贴悉数捐出，作为遥感基础研究基金的种子基金。2001年，李小文获得“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对于100万元奖金，他分文未取，而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设立助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却有经济困难的青年学生完成学业。

李小文坚信，作为老师，合格的标准就是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他指导学生时崇尚“有教无类”，从不限制学生自由探索方向，不管结合什么学科背景，只要是好的想法，他都鼓励学生钻研下去，并提供切实的指导和支持。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等培养了160余名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已经成长为我国定量遥感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继承和发展了他几何光学遥感学派的衣钵。

蒋新松：把经费花在刀刃上

1979年，机器人学专家蒋新松率领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考察组赴日本考察，并参加国际人工智能学术会议。蒋新松与日本接待方商定，要尽可能多地安排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研究和生产部门的参观考察。在日本的18天，考察组除了参加学术会议外，其余时间全部用于会见和参观考察。

其间，蒋新松几人生活节俭，总在一家华人小餐馆吃便宜的饭菜。考察组成员用省下来的团费和餐费，购买了一台Z80微型电子计算机。为了节省邮寄费用，几个人轮流扛着计算机，从东京扛到北京，又从北京扛回沈阳。

在经费使用上，蒋新松制定了“三不”原则。一是不住高级宾馆。考察组每到一处，就找办事方便、住宿费便宜的旅馆入住。二是不进高级餐厅。蒋新松发现，华人开的餐馆大多物美价廉，考察组一行就选择在华人餐馆就餐。三是不租高级轿车。如果时间允许，考察组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需要租车时就租最便宜的车，这样仅交通费就省下不小的一笔。

沈允钢：励精图治 躬耕不倦

“我无论做什么，首先想到的就是力所能及，更好地为祖国服务。”这是植物生理学家沈允钢的座右铭。

沈允钢担任上海植物生理所所长期间，正是中国科学院按照党中央要求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他组织全所围绕研究所发展方向多次开展讨论，提出研究所工作要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同时继续坚持抓好基础研究、追踪高技术发展的办所方针。沈允钢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大力倡导“发扬正气，增进团结，讲求效率，注重学风”的所风。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研究所领导班子始终保持廉洁自律、勤政为民、团结合作的状态，为研究所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氛围。

无论是在科研一线，还是担任研究所领导，沈允钢总是身体力行，躬耕求索。若无特殊情况，每日处理完公务，他都会利用午休时间到实验室做实验、整理数据，午饭是请同事帮忙带的馒头。年过九旬时，他还在思考如何将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作出新的贡献。

方守贤：以身作则的领导者

加速器物理学家方守贤长期从事加速器物理研究及理论设计工作，但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这样的大型工程建设却还是头一次。对此，他如履薄冰，谦虚谨慎，不搞一言堂，认真听取各种建议，一旦发现自己有错，便及时自我反省，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修正。

BEPC建设接近尾声时正值春节前夕，高能所破例给辛苦了好几年的BEPC科研人员发了一次奖金。方守贤一直妥善保管奖金发放的单子，因为在他看来，“这东西值得好好存着，让后人看看那个年代大家是怎么干活的”。

BEPC建设期间，方守贤的妻子身体不好，长期需要人照顾。有一次，他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妻子后，急于赶回所里加班，在追赶一辆进站的公共汽车时被拉电线杆的钢丝绊倒，撞晕在人行道上，后来被两位解放军送到医院，头部缝了好几针。有同志幽默地说:“对撞机还未对撞，老方的头却先与地球对撞了!”

陶孟和：为国家节约外汇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社会学家陶孟和便提倡开展国际书刊交换工作。

陶孟和亲自指导交换工作，并对交换的经济效益极为重视。他分批核算大宗国际书刊交换，做到心中有数。他将各国交换机构出版物分成各种类型来计价或估价，每年平衡一次，有时还亲自参加核算。根据书刊质量，他把出版物分为三种类型——高级、中级和一般。有价格的标价，没有价格的根据书刊质量估价，无论采用哪种交换方式，都尽量做到等价等量。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方蓉华在文章中提到，1958年至1965年，每年平均收到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物3000种、图书5960册，每年可换回价值人民币约21万元的书刊，而图书馆每年订购国内出版物，包括寄给国外交换机构的邮费在内，约花费人民币4万元，即每年为国家节约外汇17万元。陶孟和凭借丰富的知识和管理经验，通过与世界各学术机构进行书刊交换这一方式，了解了各国的学术动态，补充了馆藏，也宣传了我国的科学成就。

蒋筑英：宽敞住房给更困难的同志

1981年，长春光机所分配给应用光学家蒋筑英一套三居室住房。他多次找领导说明，自己家人口少，孩子又小，有两间就够了，坚持要求把这套宽敞的住房让给更困难的同志。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第一次是1979年赴联邦德国进修，他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19台电子计算器以及一些光学器材。1981年第二次出国时，蒋筑英自带了一大包四川榨菜，决心从口袋里“抠出”更多外汇，给研究所增添更多光学器材。在人们的印象中，蒋筑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无论是搞科研、主持学术会议，还是协助工厂破解难题、帮助研究所解决大大小小的事情，总之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1982年6月，组织上派蒋筑英到成都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出差前一天他还收拾了新建的实验室。在成都工作期间，蒋筑英因劳累过度，加之多年来积劳成疾，最终因病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