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煜：养成从严从实的科学态度

物理化学家、我国催化科学先驱者之一张大煜在工作中对年轻一代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勤俭科研、爱惜仪器设备，操作要专心仔细，记录要详细严谨，数据要及时归纳整理，在实验室不要嬉耍打闹，保持实验室的清洁整齐等。张大煜常说，从事科学研究，养成从严从实的科学态度，树立严肃、严密、严格的良好学风是非常重要的。

张大煜十分强调数据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搞应用研究的，科学实验是找到客观规律、求证真理的依据和基础，一定要重视每一个实验数据。它会得出正和负两种结果，这都是宝贵的，数据一定要准确、可靠，要严格对待、严格处理，它关系到研究成果的成功与否。”

张大煜每天晚上到实验室，既具体指导大家做实验，也帮助整理数据。倒班做实验的同志倘若漏记一个数据，一定会受到张大煜的严厉批评。

应崇福：严谨治学 大力培育人才

在学生的培养上，超声学家应崇福一直以严谨严厉著称。一名学生在选定论文题目时涉及一种材料的磁导率，认为只是方案论证，没必要为这个数据花费过多时间，就根据书上提供的相近材料的磁学参数下了结论，认为该材料的磁导率“肯定”不会大于某某值。应崇福看到后很生气，当着几位老师和学生的面，严厉地批评了这名学生:“哪里来这么多‘肯定’，凡事都要亲自去做，说话一定要有依据、有出处，不能想当然。你的思维方法有问题，回去马上做实验!”后来，学生按照要求补做了实验，实测到的数据确实与原来估计的有差别。

应崇福非常注重为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学生在课题组发表的论文中署名，在申报奖励时也列上学生的名字。他还指导选派了一批学生出国进修，鼓励年轻人多参加学术交流。参加会议前，他组织学生们试讲学术报告，并在报告的内容、次序、详略以及演讲的语速、用语、手势等方面，提出许多详细、具体的意见。

汤定元：科学研究必须讲科学道德

物理学家、中国半导体学科和红外学科创始人之一汤定元敢于直言，针砭时弊。1982年，他在发表的《科学研究必须讲科学道德》一文中指出，研究所要出成果和出人才，需要有良好的组织管理，需要一套能防止或解决共事者之间矛盾的行为规范，即科学道德规范。1986年，他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人写信，指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领导同志要真正了解科学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了解基础研究的作用，把科研经费放在受重视的地位。

面对科学界发生的抄袭、造假事件，汤定元赞成“重罚”:“要有严格的监督制度，谁一造假马上就会被发现，然后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才能渐渐杜绝这种不正之风。”不过，在重罚之外，更关键的是调整心态。他认为:“这些抄袭、造假，有些是利益驱使，有些是因为急求成绩。其实，科学是靠积累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出成绩，尤其中国科研领域的底子薄，别动不动就讲要超越式发展，得一步步来。”

郑儒永：科研工作者最应该习惯吃苦

真菌研究离不开显微镜。真菌学家郑儒永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伫立在显微镜前，专心致志地做研究。然而，因为常年忘我工作，郑儒永被检查出患有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2004年，为了治病，医生在她的脊柱上“钉上”钢柱和钢钉，并带来一个坏消息:从此以后，她每天最多只能坐1小时，其余时间最好卧床休息或者保持站立。此时的郑儒永已经73岁高龄，本可以选择回家休养，但她放不下热爱的科研事业，毅然选择回到实验室、回到显微镜前。她每天站着工作8个小时，这一站就站了15年。

对此，郑儒永却不觉得辛苦。在她看来，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郑儒永仍然坚守在科研一线。除此之外，她还悉心培养了数十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等，为我国真菌学领域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面对同领域的青年研究者和后辈，郑儒永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们审改文章和项目报告，解决科研难题，以“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精神，传播科研经验，托举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