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世昌

翻开今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名单，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邹世昌的名字赫然在列。

以邹世昌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充分发挥党员科学家的先锋模范作用，把个人志向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人生奋斗与民族复兴连在一起，用实际行动践行“厚德载物、科技报国”的初心誓言。

为原子弹装上“心脏”

1931年，日本侵华的战火燃烧到了上海。彼时，年幼的邹世昌刚刚懂事，就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旧中国饱受列强蹂躏，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为国家之崛起而奋斗的种子。

靠着兄姐接济和助学金，邹世昌读完了中学。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社会各界对抗战胜利后的社会发展抱有很大期望，但意想不到的是，国民党接管上海后，社会秩序一塌糊涂。邹世昌开始逐渐明白，国家要富强，只凭经济实力还不够，必须有一个为老百姓着想和服务的政府。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少年时代的一系列经历，促成了邹世昌的种种思考，也使他树立了自强不息、治学报国的志向。

1952年，邹世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现上海微系统所）。从那时起，邹世昌的命运与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1960年8月，邹世昌正在长春出差，一封电报把他召到了北京。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在北京约见时任上海冶金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万钧、粉末冶金学家金大康和邹世昌，亲自向他们下达了研制“甲种分离膜”的任务。

天然铀中，铀-235只占0.7％，而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中，铀-235的丰度要达到90%以上。然而，分离铀同位素是一项十分关键但又非常困难的技术，因为铀的两个同位素——铀-238和铀-235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当时只有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掌握制造分离膜的技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他们离开时留下了一句话：“中国绝对做不出分离膜。”

在中科院院士吴自良的带领下，邹世昌率领的第二大组负责分离元件制造工艺的研究，包括粉末成型、压力加工、热处理、焊接、物理性能测量等环节，可谓困难重重。邹世昌与大家经过无数次试验，最终确定了有关工艺的设备、工艺和参数。1963年，第二大组对技术路线进行了优选决策，制成了合乎要求的分离膜元件。

焊接成型也是一大难题。当时我国能生产供应的焊头材料性能较差，远远达不到“甲种分离膜”焊接工艺的要求。刚好邹世昌在苏联读书时曾研究出一种高强度、高电导、热稳定的铜合金新材料，将这一材料加工成焊接电极，使用效果很好，从而为“甲种分离膜”的研制铲平了一个障碍。

1965年，分离膜制造技术通过了国家鉴定，并于同年建厂批量生产，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英、苏、法之后第五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近20年的实际投产和使用结果表明，分离膜的使用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好。1984年，“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奋力打造“中国芯”

1997年7月，67岁的邹世昌卸任上海冶金所所长。当时，上海市和原电子工业部正着手在浦东建设我国第一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领导希望邹世昌能再为产业界做些事情，他欣然领命，接受上海市政府的委托，参加了国家909工程中日合资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

“我是怀着振兴微电子产业的愿望来到华虹NEC的，可谓受命于创业之际。”提到我国的半导体产业，邹世昌不无感慨地说。

在华虹NEC的筹建过程中，从谈判到签约，从打桩到建厂房，年近古稀的邹世昌几乎参与了建设的全过程。1999年2月23日，公司比计划提前7个月投片生产，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深亚微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制造技术跨入世界主流水平。

华虹NEC的成功同时也引发了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集群效应，使上海在短短几年内形成了一条由电路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设备材料、智能卡等不同领域300余家企业构建的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产能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2001年，邹世昌先后当选为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和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理事长，2003年被授予“上海浦东开发建设杰出人才”称号，并转任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发展微电子产业任重而道远。从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看，从8英寸向12英寸升级是必然的。2009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加快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的建设，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于是，邹世昌再次扛鼎重任，成为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华力微电子公司董事会董事，继续为我国微电子事业奋斗打拼。

引进是手段，创新是目的。引进不是照搬，而是为了超越。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更要把整机、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有机地连接起来，这也是邹世昌投身上海半导体产业以来一直在奔走、呼吁和推动的事情。

育人不诲 桃李芬芳

“人才是关系到研究所兴衰存亡的大事情，一个研究单位的竞争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队伍的素质与水准。”这是邹世昌担任上海冶金所所长时常说的一句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冶金所年轻科技人员流失问题比较严重。邹世昌十分清楚面临的难题：资金不足、住房紧张，陈旧的论资排辈思想使得优秀青年思进不能、心态不衡。

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仔细调研和缜密思考，邹世昌认为是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作为所长，我在位一天，就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就是要采取超常规的政策和措施，吸引、稳定、留住年轻人。”邹世昌如是说。

在与领导班子认真商议后，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天平”开始向青年才俊们倾斜。在冶金所，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名额中至少有20%~30％拨给青年科技人员；吸收、选拔他们参加所学术、学位评定和职称评审三个委员会以及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出国考察优先考虑年轻人；在住房分配中，青年科技人员的比例不少于20％；对优秀青年人才要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给青年人压担子，创造脱颖而出的环境与条件。

祖国的呼唤加上所长的关怀，游子回来了。邹世昌以大师的风范和影响带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几十年来，他培养硕博士研究生近50名。邹世昌的弟子中，有近一半在国外进修后选择了回国效力，很多已成为相关学术界或产业界的领军人才。

邹世昌视事业为第一生命，他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科学研究事业。他在一则自述中深情地写道：“我出生于这块饱经蹂躏侵略、贫穷落后的土地上，我的命运就和祖国的前途紧紧相连，我的历史责任是要竭尽全力去改变她的面貌，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科技发达的新中国。”这正是邹世昌半个多世纪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中国科学报社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