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金综合科学考察团队临时党支部

“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

在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文化石上，由62字组成的“牦牛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西北高原所人在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奋斗。

“牦牛精神”是西北高原所第三任所长，我国兽类学、啮齿动物生态学和陆地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夏武平先生，以自己在青藏高原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1986年为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建站十周年题写的。这段话是高原科技工作精神的写照，也是激励我们继续扎根高原、奉献高原的精神动力。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托举伟大的梦想。西北高原所以六十年如一日，初心不变、使命不改的“牦牛精神”为精神支撑和宝贵财富，统筹推进研究所改革创新发展，对标新时期“国家事”“国家责”的内涵和要求，牢记“国家队”“国家人”的职责和使命，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汲取“牦牛精神”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力量，激发出新时代奋斗前行的内生动力。

一、为国分忧 艰苦奋斗

（一）夏武平：“牦牛精神”的开创者与先行者

1945年，夏武平从燕京大学生物系毕业，最早是从事腹足类和鱼类学研究。1949年，张家口暴发鼠疫，中科院临危受命，组织科学团队从事鼠疫防治研究，夏武平毅然决然服从国家安排，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国家当时面临的农牧业鼠害问题。他的足迹遍布东北、内蒙古、青海、新疆等艰苦地区，为我国鼠类分类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及鼠害防控研究做出开创性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1966年，夏武平调入西北高原所，开始高原生物学研究。为深入系统地开展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研究，保障长期、稳定的野外定位观察，1976年4月，在夏武平的倡导下，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成立。海北站是中国首个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可谓开创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的先河。建站初期，西北高原所的科技工作者面对住帐篷、睡马圈、没水没电、缺衣少食、交通不便的困难，工作热情依然高涨，他们义无反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与奋斗，2006年，海北站成为国家野外观测站。

夏武平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他扎根青藏高原近30年，一生孜孜不倦、潜心研究、不计报酬、甘为人梯，即使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继续为振兴国家科技事业无私奉献，为中国兽类学研究、动物生态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是“牦牛精神”的开创者与先行者。

（二）杨永昌：传承“牦牛精神”的活标本

今年94岁高龄的科技工作者杨永昌每天都会来到办公室，认真擦洗放大镜，然后对准植物标本，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杨永昌长期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区系分类、系统演化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为了获取一手科研资料，杨永昌年轻时同其他无数把青春挥洒在青藏高原的科研工作者们一道，爬冰卧雪、幕天席地，足迹遍布青藏高原山川湖泊。那时没有车马，是一头头健硕的牦牛驮着野外考察装备通往山涧雪原。

杨永昌那一代人，以高原为家，与草原为伴，与羊群为伍，踏实做人、认真做事；他们克服高原缺氧、气候干燥等诸多不利因素，扎根在这片土地，不断进取、开拓创新。他们过去从事的基础性工作，为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不畏艰险、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不懈努力，换来今天西北高原所生物标本收藏量达57万号的硕果。老一辈科学家把国家融入血脉，成为个人的自觉选择，不求闻达、不计报酬、不讲条件，“牦牛精神”深深印刻在他们心中。

二、科学求实 勇于创新

（一）苏建平：用一生亲近大自然的“羊粪蛋博士”

1983年，年仅19岁的苏建平从兰州大学生物系毕业，主动请缨来偏远的青海工作。他跟父母说：“国家要开发西北，青海更需要做科研的人。”于是，他成为青海畜牧兽医学院的一名老师，两年后调到西北高原所，在海北站开展鼠类生态研究。

35年来，苏建平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他先后30多次进入可可西里、羌塘和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藏羚羊及其他濒危动物的生存状况，他的脚印几乎踏遍了可可西里的每一个角落。为了尽快破解藏羚羊迁徙之谜，仅2017年一年，他就跑了6趟可可西里。苏建平经常跟学生说：“藏羚羊是我们这里的特有物种，我们不做就没有人做，研究藏羚羊是我们的使命。”

2017年7月7日，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获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申遗成功的背后，苏建平负责完成的《可可西里地区生物资源考察报告》功不可没。这份历时2年多完成的报告，以西北高原所近50年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全面、系统地盘点了可可西里地区的生物资源系统，成为打动各位专家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通过历年考察，苏建平还就青藏高原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出了多角度的生态治理对策，并多次呼吁，让青海湖畔的特有物种普氏原羚得到更充分的保护。正是因为他和很多和他一样的有志之士的热情奔走，普氏原羚最终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2018年6月27日，苏建平在这片他深爱的高原上长眠了，可可西里再也不会有他的脚印了。苏建平不仅将青春留在了青藏高原，更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可可西里赞歌。他是可可西里的守望者，用最纯粹的人生演绎了最朴实的“牦牛精神”。

（二）索有瑞：带领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浆果专家”

索有瑞研究员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他一生致力于生物资源开发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高附加值新产品的研发，实现资源的高值化利用。沙棘、枸杞、大黄、虫草等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经科研之手“点石成金”，现已成为青海省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索有瑞还发起成立了青海生态经济林浆果产学研创新联盟，以资源开发带动生态保护，在帮助农民增收的同时，有效调动了广大农牧民保护和种植生态经济林的积极性，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促进生态建设。

扎根高原30余年，索有瑞的科研团队有128项专利在相关企业实施，实施率达70.3%，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为青海省生物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9年1月16日，索有瑞不幸因病去世，终年59岁。他将科技带动生产力放在科研工作的第一位，以青海地方需求和发展地方经济为己任，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青藏高原，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科研事业，脚踏实地、敢为人先、勇攀高峰、无私奉献，在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开发的道路上，将“牦牛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

三、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时代在变，但“牦牛精神”仍然引领一批批人才长期奋斗在高原。中国科技工作者爱国的底色从未褪去、奉献的情怀从未更改，“牦牛精神”的光芒始终闪耀。

2018年9月，赵新全研究员结束了成都生物所所长任期，毅然回到了奋斗30余年的青藏高原，积极投身到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事业之中。他放弃安逸的退休生活，申请延期工作5年，探索“生态合理、经济可行、农牧民可接受”的草地生态科学生产方式。虽年过六旬，但他依然每年带领团队多次在海拔近5000米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完成科学考察任务，在环境条件极为艰苦的三江源区诠释着“牦牛精神”。39年来，这位高原科学家把初心留在三江源，坚持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魏立新研究员长期从事藏药研究，针对制约中藏药行业发展的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整体质量控制水平提升、传统复杂炮制工艺阐述三大难题，创造性运用同步辐射等尖端技术，阶段性解决了微量重金属体内定位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建立了“结构—剂量—时间—状态—配伍”与毒效关系的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新模式，在藏药安全性评价新理论创建与质量控制关键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30年来，魏立新立足青海高原，攻坚克难，积极研发、传承中藏药精髓，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

现年39岁的杨其恩研究员曾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8年。2014年12月，他毅然回国，来到西北高原所，组建高原动物繁育与功能基因组学实验室。他说想回到蓝天白云下的高原工作，尽自己的一点能力，回报生养自己的土地。经过7年的努力，实验室条件逐步完善，人员配备渐趋合理，学科组目前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青海省重大专项等项目，在本领域权威期刊先后发表论文30余篇。

四、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

今年“七一”时值建党100周年，阿尔金综合科学考察团队10位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西北高原所连新明研究员任临时党支部副书记，组织党员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4700米的高原无人区开展“党旗映昆仑 青春献高原——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主题党日活动，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响彻无人区。他们让党旗在科考一线高高飘扬，展现出“宁缺氧气、不缺志气”的进取精神。

连新明是苏建平的学生，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之间传递的不仅是系统的科学知识、严谨的科学态度，更包含一种精神和风骨。他们薪火相传，将先辈们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逆行而上的“抗疫先锋”江磊对接科研与临床需求，充分挖掘民族医药学优势，仅用17天就完成了“巴达酒精抑菌湿巾”从立项到量产的整个过程，为青海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出青年党员的一份力量。

党的十九大以来，西北高原所共发展新党员39名，其中发展副高级科研骨干2名。新时代，西北高原所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牦牛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汇聚正能量、振奋精气神，“牦牛精神”正激励着更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报国为民、赓续创新奋斗的精神血脉。

（作者系西北高原所党务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