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福熹

干福熹院士，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正是由于选择了国家的需要，从跨进中国科学院的那天起，他就与玻璃打了一辈子交道。

不求名利，一心只为国家科技事业

“到西北艰苦的边疆、到东北我国重工业基地，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建设国家，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1952年，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干福熹大学提前毕业后，并没有跟多数同学一样在杭州市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留恋南方的生活条件和好环境。他主动报名来到了设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被分配到东北地区的干福熹很快开始了第一埚光学玻璃的生产。

“要在一个空空的新厂房里建成光学玻璃熔炼车间，大家都没有经验。我在大学里也没有学过有关课程，之所以能很快地搞起来，全靠大家一股干劲和‘为祖国需要，做什么学什么’的决心。”干福熹激动地谈道，“很多次坩埚在焙烧过程中出现破裂情况，但没有一个人退却和逃避，大家都冒着熔炉的高温进行抢险，许多人汗流浃背，面部和手臂被炉火烤得发烫，大家仍情绪高昂。”

1953年的农历除夕，300立升大坩埚K-8牌号的光学玻璃成功熔化制成。参加工作后的干福熹第一次不在家人身边过春节，难免有些想家，但看到眼前的玻璃又倍感欣慰。仪器馆后来还把中国第一埚光学玻璃诞生的事迹，作为光学玻璃厂教育培养年轻一代的范例。

坚守初心，推动激光研究走向世界

1978年6月，干福熹被上海市和中科院领导任命为中科院上海分院和上海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党委委员。经历“文革”的十年动荡，干福熹并没有因此丧失斗志，反而锤炼出了坚韧的品格。“这次我又被推到领导岗位，深感担子重，压力大。上海分院要我分管数学、物理和信息领域的工作。为了更好地谋划中国激光事业，我还是欣然接受了。”

当时干福熹分管的很多工作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他邀请了王之江（中科院院士，1991）和邓锡铭（中科院院士，1993）两位老同事担任副所长，重新确立了上海光机所的研究方向：从以辐射武器为牵引的高能钕玻璃激光器转到以激光核聚变为目标的高功率钕玻璃激光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激光研究还处于自封闭状态，了解国外激光动态主要依靠国外公开的期刊报道。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始复苏，激光科学技术研究对外交流也活跃起来。干福熹担任上海光机所所长期间全面主持科技外事活动。“我主要努力做成了两件事，一是提议中科院主动组织激光代表团出访国外；二是在国内举办国际激光会议，促使中国激光研究走向世界。”十多年间，干福熹带队出访美国、英国、日本等近10个国家，参与了几十场报告会，参观了50多个与激光有关的研究室、组，接触到上百位博士学者，在国际会议舞台上与各个国家同行进行广泛交流，为我国激光科研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已派遣了不少访问学者出国进修，并开始送年轻的博士出国做博士后。同时，中国也开始接受外国的进修生，中国激光研究已经走向世界。

急流勇退，潜心钻研学科交叉融合

1984年8月，干福熹正式离开行政领导岗位，并陆续辞去多个政治活动职务，开始尝试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融合，开展科技考古研究。“我多次想提出辞职，原因有四点：一是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领导工作，还是适合做学术研究工作，这是我对自己的认识；二是‘十年动乱’使我失去了许多科研工作的时间，我想加把劲弥补回来，同时希望在科学上开创一些新的领域；三是当时我才50多岁，想把更多精力放在业务发展上，多写点文章留给后人；四是想带领和培养一批有为的青年人开创新的学科领域。”

干福熹早在1959年苏联学习期间就萌生了对科技考古的兴趣，当时拜访白俄罗斯共和国明斯克大学的拜斯勃罗多夫教授时便想对中国古代玻璃进行研究，后来他专门在主持召开的“国际玻璃大会”上设立了“玻璃考古”分会场，为中外从事古代玻璃研究的爱好者创造了交流的平台。近十年来的科技考古工作，使干福熹越来越感受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学科上要交叉和融合，在工作上要合作和配合，在思想上要交流和互学。他牵头邀请多个单位的专家和学者，针对科技和考古等主题召开了多场交流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融合，使科技和考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两三年中，干福熹围绕越王勾践自用宝剑、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等馆藏文物进行考证工作，赴吉林集安“高句丽遗址”、阳江“南海1号”、红山文化遗址等多地进行考察，撰写了《关于加强我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建议》上报国家有关部门，为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一生四处“奔波”，也许就是出于对国家科技和人文事业发展的一种责任感、一种理想信念。干福熹的老朋友黄振发出于善意经常提醒干福熹要保重身体，干福熹常常莞尔一笑：“对于自己一生的追求和选择，我由衷地感到无怨无悔！”

（作者吴燕华系上海光机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尚蔚系上海光机所党委办公室党宣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