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天仁在做试验

于天仁先生于1920年2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郓城县于阁村。1941年考入西北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四年大学教育，特别是虞宏正教授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于天仁的影响很大，使他比较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工作。1945年，于天仁从西北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毕业后，由虞宏正教授推荐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任技佐。

当时正值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官场腐败，特务横行。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遭受迫害。于先生思想苦闷，寻求出路。这时，他有机会读了《论联合政府》《新三民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等书刊，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投身革命队伍。

于先生于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秉持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精湛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野，为祖国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于先生长期从事水稻土和红壤的电化学研究工作，创建并发展了我国土壤电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主编撰写了《土壤电化学性质及其研究法》等13部专著，其中英文专著3篇，发表中英文论文180余篇，获国家级和中科院科技成果奖10余项，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与于先生接触始于1973年。从那时起，我的工作受于先生直接领导。长期以来，我对于先生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回忆与先生相交的点滴，缅怀先生并传承先生坚持真理、献身科学的“工匠精神”，既能鼓励自己，也希望影响后人。

“没有进展就不回家”

我在于先生直接指导下承担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1973年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磷肥厂的湿法磷酸生产过程中硫酸根的自动监测和控制。接受任务后,为了确定研究方法,于先生教我并亲自进行文献检索。

当时检索文献不如现在方便、快捷,必须手工从一本本有关的杂志中去找。记得当时于先生和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一本不漏地查阅了1950年以后的 Chemical Abstracts杂志,检索了所有关于硫酸根特别是化肥生产过程中硫酸根自动检测的文献。通过分析比较,我们选择了4种方法进行比较试验。

经过比较试验,我们确定以热反应原理为基础,通过热滴定法实现磷肥生产过程中硫酸根的自动测定,并在实验室对这种方法进行预研究,研制了必要的仪器,确定了试验条件。完成预研究后,我们到南化公司磷肥厂进行现场试验。

起初,我们没有住在南化公司所在的大厂镇,而是每天早晨一大早从九华山出发,到鸡鸣寺乘公交车,再换乘两趟车,到大厂镇后步行约2公里路程,到达磷肥厂。因为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所以每次往返磷肥厂,单程都得花2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虽然在实验室预试验的结果很好,可是生产现场的条件与实验室相差太大,现场试验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热滴定法根本无法实现，工作毫无进展。一天早晨,在我们去大厂镇的公交车上,于先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今天还没有进展,我们就不回去了。”当天上午9时左右，我们到达磷肥厂后,就开始做试验,仍然很不顺利,根本无法得到热滴定曲线。到了下午,似乎有了点苗头。

又经过许多次反复试验后,我们初步确定影响试验的原因是生产现场磷酸料浆的温度太高和用水稀释样品时产生的放热反应。于先生对我说：“今天我们辛苦点，晚点回去吧。”于是我们又继续试验,连晚饭也顾不上吃,直到晚上8时左右,终于确证了我们的判断。当晚回到住处时已是10时左右了。

通宵达旦做试验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与于先生共同进行了“研究颗粒化肥在土壤中的释放、扩散速度”的课题研究。为了测定氮肥在土壤中的扩散速度，需要用一种尖端直径小于1毫米左右的锥形铵离子玻璃作电极。

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电极供应，只好自己动手研制。为了制作这种电极，需要预先烧制铵离子敏感玻璃。烧制这种敏感玻璃时，需将一定配方的原料在1500℃左右的高温下长时间熔炼。烧制过程有时甚至需要30多个小时。

那年冬天的一天上午，我将盛有一定配方原料的铂金坩埚放入综合楼209室前走廊上的高温电炉中，然后开始升温。因为熔炼温度太高，熔炼过程中需要不时打开高温电炉，取出铂金坩埚，并适时搅拌熔融的玻璃料，以驱赶熔融玻璃中的气泡，这需要有人值班，注意观察。

那天我已做好值班过夜的准备。没想到晚上7时许，于先生穿了一件旧军大衣过来了，他对我说：“这么高的温度不安全，我来陪你值班。”我很意外也很感动，考虑到他已年近花甲，又是大冬天，怕身体受不了，我让他回去休息，可是他坚持与我一起值班。

当需要搅拌时，总是我们两人合作，一个人用钳子取出并夹紧铂金坩埚，另一个人用搅棒搅拌熔融玻璃。在搅拌间隙，于先生建议我们试制锥形玻璃微电极。于是我们找了一些pH敏感玻璃，用氧气助燃的酒精喷灯作火源，吹制电极。于先生给我做示范，并讲解吹制的技术要领，然后我俩轮流吹制。吹制这种电极时，需要一面适度吹气，一面双手拉制玻管和敏感玻璃。

因为要制作的电极很小，对吹制技术的要求很高。起初我们总是掌握不好，根本无法做成锥形电极。在我们轮换试了几十次后，我已毫无信心。于先生鼓励我说：“不要着急，铁棒总能磨成针。”于是我们继续练习试制。经过3个多小时的无数次失败后，我们终于制作成功几支电极腔体。虽然其外观不太好，但我们都很高兴。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于先生还是没有离开，一直说“再看看情况”，坚持试验直到将近中午，在我们得到清亮的熔融玻璃后，他才放心回家休息。

正直无私的品格

上世纪90年代末,与我们关系很好的一位中国土壤学界知名老先生主持了一项科研项目,欲申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的科技奖励。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请奖项目必须事先经过鉴定、评审或出具推荐意见。

于是，这位老先生拿了一本专著和请奖推荐表找到我,要我转交于先生,并请他推荐。可是于先生让我将那本专著和推荐表退回去,并表示“没有时间推荐”。

我知道这并不是他不推荐的真实原因，但担心“面子”上过不去,或许还会影响我们与那位老先生的关系，于是我劝于先生说：“那本专著上都写了你的名字,人家也郑重其事签了名,你就抽时间写点推荐意见吧。”可是他没有接受我的建议。我只好把那本专著和推荐表送还那位先生,并表示歉意。那位先生愣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于老先生也太认真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某单位承担了关于酸雨方面的研究项目,其中涉及酸雨对土壤酸度和酸化的影响。因为于先生长期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因此他们有意向于先生请教。一天,该项目组的组长及成员来找于先生,请教有关的问题。经过2个多小时的讨论后,这位组长提出请于先生担任他们项目组的顾问，于先生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商谈结束,该组长拿出了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让于先生收下顾问费,于先生果断拒绝了。

于先生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学风，献身科学的求真精神和爱党、爱国的崇高思想，永远值得后辈学习。

（作者系南京土壤所原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