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受宜

2002年，陈受宜邀请美国乙烯研究专家A. B. Bleecker到遗传发育所交流访问

初见陈受宜，着实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微卷的头发、一袭得体的格子连衣裙，优雅大方。你很难将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口齿清晰、开朗健谈的学者与我们印象中80岁老人的模样联系在一起。

这位看起来不平凡的“80后”，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同年进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曾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和纽约公共卫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89年进入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所），曾任副所长、所长。

“其实，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值得说道的事情，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太婆。”眉宇间的沉着笃定、言语中的淡然朴实，无不透露出这位耄耋老人历经岁月沉淀出的不平凡。

爱国奉献守初心

即便时光已逝，但每每谈及心底深处的双亲，陈受宜依然记忆深刻。那些来自于父母的教诲如潺潺流水，早已融入她的血液与骨髓。

陈受宜的父亲陈世骧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昆虫学家、进化分类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4年，他回到烽烟四起的中国，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他始终坚守自己科学报国的信念，潜移默化而又深刻持久地影响着陈受宜，塑造了她刚洁端正的品格和爱国奉献的价值追求。

“父母对我的第一个教育便是要爱国，要始终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地，都不能给祖国丢脸。”陈受宜回忆道。

在美国访学期间，陈受宜牢记父母的教诲与期许，事事处处谨慎，勤奋努力工作，给国外师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参加国际会议时，陈受宜只领会议材料，从不拿会场的一纸一笔，虽然看起来是毫不起眼的“小事情”，但在她眼中却是有关中国尊严的“大事情”。

如今，身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的她也将爱国奉献的教诲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在陈受宜看来，最好的教育莫过于引导学生们积极前行，教会他们执着坚守，鼓舞他们找准人生坐标。新生进课题组，她都会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学科学，首先要学做人，做人的基本底线是绝不能突破的”。每当有学生出国深造的时候，她又会言辞恳切地告诉他们：“出国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学习是为国家学，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祖国争光！”

坚守初心、爱国奉献。陈受宜用不懈的努力，唱出了一首属于自己的信念之歌。

实事求是崇实干

时间推移到63年前，17岁的陈受宜刚进入北京大学，她和同学们被安排到学校生化厂劳动。

有一次值夜班，陈受宜和同学在将碱性洗涤液泵入下口瓶时，下口瓶的橡皮塞突然崩掉了，瓶子里的碱溶液直流而下。陈受宜不假思索地爬上凳子，用手捂住瓶口，碱溶液便顺着她的手流了下来。被碱灼伤的皮肤上很快就起了大水泡，但她丝毫没有松手，直到另一名同学把泵停下来，她才将受伤的手松开。直至今天，她的手腕和臂上仍留有一道清晰的疤痕。

事情发生后，校刊记者来采访陈受宜，问她用手捂瓶口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英雄人物？是否有思想斗争？她坦然地表示，来不及多想，因为下口瓶下面的桌上有很多氨基酸产品等待装瓶，如果碱溶液滴落在上面，产品就报废了。

不久后，校刊的报道刊登了，可宣传的却是一起值夜班的同学进行思想斗争、挽救产品的事迹。陈受宜心里不平衡，回家向父母述说。父母对她说：“你做得对！就是要说真话、实事求是。只要撒了一次谎，得到了甜头，以后就会撒更多的谎。”

父母的肯定与支持，给了陈受宜莫大的鼓舞和力量。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中，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讲真话、办实事、做真人。在“七五”和“863”计划实施期间，陈受宜分别被借调到中科院院部和国家科委参与计划实施。她从没有因为手里的“特权”而为自己和单位多谋取课题和经费，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各个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公平、合理、科学的分配。

教育贵于熏习，风气重在浸染。通过言传身教，陈受宜将实事求是的作风传承给了自己的学生。在她的课题组里，没有“慵懒松散”的字眼，唯有“勤奋求实”的追求。她从不给学生施加压力，一心为他们营造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

“作为实验学科的研究不是工厂生产东西，不是1+1=2，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实验有时候有好的结果，也可能没有理想的结果。但无论什么结果都是结果，只要做扎实了就好。”在她的谆谆教导下，课题组的每一位学生都能主动融入科研的氛围，积极安排自己的科研实践与探索，努力在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方向上勇往直前。

敢于担当勇作为

1989年，陈受宜被调到遗传所当常务副所长。对于一直从事科研工作的她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

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的陈受宜担心自己干不好，白占着所长的位置。也有朋友说，所长权力大又有荣誉，为啥不干。母亲谢蕴贞则告诉她：“你要记得你父亲的话，权力和责任是连在一起的，而责任必须摆在第一位。”

在陈受宜的记忆中，父亲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投放了生物武器，实施了细菌战。

自1952年起，她的父亲便开始参与主持中科院反细菌战科学调查中的昆虫研究工作，他领导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对美军飞机撒布的大量带菌昆虫标本进行了分类鉴定，最终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为中国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虽然去朝鲜有生命危险,但这是肩负在身上的责任，必须要竭尽全力做好。”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陈受宜的心上，也让她坚定信心、化压力为动力，激发自己的潜能。

果蝇是经典遗传学研究中常用的材料，当时遗传学理论研究大多以此为材料。陈受宜和所领导讨论认为必须另辟蹊径，“做一些全新的东西”才能快速实现研究所的提升和超越。

遗传学的根本是阐明遗传规律，包括染色体、基因组的解析，因此遗传所就将目标锚定新兴学科——基因组研究。当时，所里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和研究基础，也没有设备和经费，而要在基因组研究中有所建树，就要有“领头羊”。于是，遗传所引进了以杨焕明、汪建和于军为首的人才团队，成立了人类基因组中心。1999年7月，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注册，承担其中1%的任务，中国因此成为参加该研究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

开启了基因组研究的遗传所，克服了任务重、经费少、仪器设备及人才极度缺乏等困难，不仅完成了人类基因组1%计划，还发表了国际上第一张水稻基因组框架图等。在基因组研究中的突出成绩，极大地提升了遗传所的地位。2003年，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独立为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公私分明重平等

50多年来，陈受宜以严谨认真、求真务实、脚踏实地、攻坚克难的精神在工作上不断超越自我，更以公私分明、平等相待的为人处世之道令众人折服。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陈受宜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信封给同学写信。父亲看见后狠狠地批评了她：“写信是你私人的事情，怎么能用公家的信封？你今天拿一个信封，明天就会拿更多的东西，贪心是没有止境的。”

父亲的公私分明有时甚至到了公而忘私的程度。在陈受宜的记忆中，与父亲在法国同一实验室学习的母亲在动物所20多年一直都是副研究员职称，父亲认为不能给自己夫人晋升职称，虽然委屈了老伴，但还是得以大局为重。

公私分明，才能正己立身。陈受宜担任遗传所所长职务期间，从未给自己争取过房子、工资提升等福利，而总是把这些福利给所里最需要的人。她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跟老一辈人比，已经好得太多了，所里比我有贡献的人很多，他们更应该得到。”

或许，你很难想象一位研究所所长会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可陈受宜一骑就是40多年。在她看来，上下班是自己的事，而车是公家的车，不能用公家的东西办私人的事。

“人生而平等。不管坐到什么位置，都别把自己太当回事。”父亲的教诲令陈受宜终身受益。

第一次到遗传所时，陈受宜骑车正要穿过大门，就被门口的史大姐拦了下来，“你是哪里的？”她答道：“我是新来的。”“按照规定，进大门必须下车。”史大姐严肃地说。之后，陈受宜每次骑车上下班到门口总是下来推车进去。后来，史大姐得知她是新上任的所长，就对她说：“您要是事情特别忙，就不用下车了。”但是陈受宜仍然严格遵守规定，因为她深知人人平等，不能因为自己是所长就坏了规矩，这样于己于人都不好。

初来乍到的陈受宜对遗传所的情况并不了解，为了做好各项工作，她拜访了全所的研究员，请教提升遗传所实力的“良方”。她坚持研究所的重大决策必须广泛征求党委、学术委员会和职代会意见。虽然这个过程会耽误一些时间，但能确保研究所的决定更科学、更符合实际，也更得民心。

立责于行育新芽

当今社会，科学家的责任尤为重大，不仅需要全身心投入科研事业，为国奉献；还需要焕发担当精神，为撬动科技的未来培育下一代担当“支点”，有所作为。

育人要抓基础教育。2014年年底，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立德树人任务要求，进一步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教育部启动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始终心系下一代教育的陈受宜，虽然年逾七十，但仍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高中生物学课标修订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关注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更关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研讨，确定了生物学科的核心素养是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身为高中生物学课标修订组组长的陈受宜指出，过去没有纳入“社会责任”，但现在特别强调“社会责任”，“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要对社会有责任感，要服务于社会,对社会有贡献”。

担负起责任，也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从2014年年底到2017年年底，陈受宜和她的团队圆满完成了课标修订任务，以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获得了教育部的高度肯定。

如今，80岁高龄的陈受宜依然在科研探索的道路上不知疲倦、一路向前。“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太注重眼前的成果，而是瞄准科学上的‘老大难’问题，真正潜下心来攻克难关，为国家作出贡献。”陈受宜说。

（作者孟菲系遗传发育所党务主管，贾宁系遗传发育所高级工程师，倪伟波系中国科学报社总编室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