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说，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伴随着无谓流逝的漫长岁月。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1949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

1949年，中国的数学研究规模小、方向窄，比较落后。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被搬迁至台湾后，带走了一批人才和大量图书资料。新中国的数学研究基础薄弱，百废待兴。

1949年，30岁的关肇直放弃了取得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数学博士学位的机会，漫卷诗书，束装回国，毅然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中，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首届党组成员。

1949年，取得斯特拉斯堡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吴文俊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工作，开始了他在拓扑方面最重要的研究，这一年他30岁。送行关肇直之际，吴文俊和同学们感慨：关肇直胸襟磊落，将来必会做出不凡的事业！吴文俊在很久以后才知道，关肇直是地下党员，他的赴法公费留学，是经过党组织批准而去的。1949年，扬州盐商丁家湾许氏之后许国志也是30岁，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

1950年，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1951年，吴文俊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毅然归国，与菲尔兹奖擦肩而过。

1955年，许国志和钱学森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上开始商讨如何把国际上新近发展起来的运筹学引入中国……

在那些时刻，这些正值有为之年的数学家们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毅然选择了认定的主义和事业；在那些时刻，他们怀着赤子之心，以战士的姿态，将自己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那些时刻，他们为人民的未来而思索，为祖国的需要而攻关，以一己之力，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将知识分子的“大”凸显出来，自此开启了中国数学与系统科学领域的群星闪耀时代！

开疆拓土定乾坤

经过两年的筹备，积极争取到一批在国外的中国数学家归国工作后，1952年7月，数学研究所正式建所。华罗庚任所长，主要成员有苏步青、吴文俊等8位研究员，关肇直、田方增等3位副研究员，冯康等6位助理研究员，以及万哲先助理员和陆启铿、王元等12位研究实习员。数学家们高涨的爱国热情令他们决心将中国数学尽快发展起来。华罗庚在数学所成立报告中提出“要创造自主的数学研究”的目标，描绘的数学研究所的未来蓝图是以解决国家建设任务为主的数学研究机构。

关肇直长期担任数学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等领导工作，我国关于数学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针、措施，均与关肇直的学术思想有关。在科研工作中，他提出四条原则：要为祖国建设服务、要有理论创新、要发扬学术民主、要开展学术交流。他创造的“立足国内”的“关肇直道路”给了吴文俊等数学家很多启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肇直全身心地投入现代控制理论的研究及其在中国的推广工作中。在他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中国有了第一个控制理论研究室、第一次“全国控制理论与应用”会议、第一本《控制理论与应用》杂志。关肇直还在人造卫星测轨、导弹制导和潜艇控制等项目中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虽然这些工作成果多数不能发表，但它们却为祖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吴文俊和许国志评价他勇于“开疆拓土，而不安于一城一邑的治理”。

当时新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锁，吴文俊来到数学所后，在拓扑方面“孤军奋战”，那段时期他取得的示嵌类的研究成果，是19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也是他获得1956年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工作的重要部分。为了给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1958年，华罗庚在中国科大创办了数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关肇直、吴文俊担任数学系副主任，三位著名数学家亲自给刚进校门的大学生们讲基础课，一讲就是三四年，开创了“一条龙”教学法，这就是新中国数学史上著名的华龙班、关龙班和吴龙班。他们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数学后备人才，也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院士亲自给本科新生讲课的做法，今天依然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学院的教学特色。

许国志回国后，被分派到当时刚刚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所长请他负责筹建运筹组，把运筹学引入中国，“运筹学”这个名词就是由许国志翻译确定的。在他的领导下，力学所开始了中国运筹学的创建和普及。力学所运筹室主要研究线性规划、质量控制、投入产出法等，刘源张、桂湘云等都在这个研究室工作。他们联系实际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编写小册子普及介绍运筹学。1958年，数学界掀起“理论联系实际”“数学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之风，运筹学、线性规划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数学家的视野，让大家看到数学居然能够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1960年，力学所运筹室正式并入了数学所。

1979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关肇直、吴文俊和许国志等一起，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关肇直担任第一任所长，直至1982年病逝。

玉在山而草木润

关肇直的身上有着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深深烙印。他博学多才，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修养极高，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当年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非常赏识他的才华, 为了让他放弃政治理想，推荐他去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并为他申请到了美国国务院优厚的奖学金，但关肇直断然拒绝了。在极“左”思潮冲击中，他顶住压力，坚决支持发表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1+2” 的证明，表示“这也是一项世界冠军，同乒乓球世界冠军一样重要”。吴文俊赞成关肇直的意见，在两人的努力下，研究成果很快就发表在1966年5月15日出版的《科学记录》上，赶上了“文革”前的最后一班车。在“文革”中，就有人给关肇直贴大字报，批评他支持了陈景润发表“1+2”。

吴文俊是一位人生色彩丰富的数学家。20世纪70年代，吴文俊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便敏锐地觉察到其极大的发展潜能。受计算机与古代传统数学的启发，吴文俊抛开已有卓著成就的拓扑学研究，毅然开始攀越学术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在58岁这一年开辟了新的数学方向，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使中国在这一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方面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邵逸夫奖等大奖。那些年，吴文俊不分昼夜地在机房忘我工作，上机操作时间始终都是整个研究所的第一名。除了拓扑学与数学机械化，吴文俊还在中国古代数学史、博弈论、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杰出和独特的贡献。

许国志博学多识、学贯中西，精于诗词格律，是中关村诗社的创建人之一，并担任第三届社长。上世纪70年代，他与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一起创建了我国运筹学、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领域的第一批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学会和学术刊物，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中国的运筹学和系统科学这两个面向社会实践的学科，正因为有了他的指引，才得以在今天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许国志教导后辈们要“顶天立地”，“顶天”不是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几篇文章，而是要发展出自己新的理论体系、新的方法体系、新的技术体系，在国际上形成自己的话语权；“立地”则是要面向需求，解决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繁霜尽是心头血

关肇直常说，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天分极高的数学家，他是有遗憾的。关肇直曾经是Frechet 在泛函分析方向最好的学生之一，却放弃博士学位提前回国报效；首次提出“单调算子”的思想，却没有时间继续深入下去。在病榻上，他说，“如果不是为了其他工作的需要，我会对单调算子做更多的工作。”1982年，当病情已严重恶化时，关肇直还表示，等身体恢复健康后，要致力于有关非平衡态热力学的工作以及突变理论方面的研究。如今，他的名字已永远同中国系统与控制事业融为一体。

吴文俊晚年致力于弘扬中国古代的数学文化。2000年，他从国家最高科技奖500万奖金中拿出100万，成立了“丝绸之路数学天文基金”，鼓励年轻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数学与天文之间的传播。92岁高龄的他依然表示，自己还有些问题没搞清楚，还得接着干！吴文俊去世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中国智能科学科技最高奖“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而以他定名的“吴文俊星”亦在天宇中恒久闪烁。

许国志晚年眼睛不好，几乎丧失了视力，但依然孜孜不倦地工作，辛勤耕耘在科研一线，甚至在身患绝症、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念念不忘系统科学的创建与发展。他曾用一首《他生愿》倾吐衷肠：

不信儒冠曾误我，

恨无慧语可惊人。

他生倘得从余愿，

甘为诗书再献身。

他的一生，尽心于科研、醉心于诗书，且都硕果累累。正如他的名字，以身许国，志在四方，不负国家！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1周年、中科院建院71周年。回首来时路，峥嵘岁月，那些年轻、坚韧的身影，在苦难的时代漂洋过海去寻求救国的真理；建设新中国，这些饱学之士、国之精英勇担国之重任，筚路蓝缕，为中国数学与系统科学的发展鞠躬尽瘁，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今，大师们虽已远去，但他们的精神品格、家国襟怀和风华本色，像一座座科学精神的高地，不但影响了中国数学的发展，更印在后辈学人的心中，像大海的灯塔、像苍穹的星辰，震烁奋进的精神，烛照前行的方向！

（作者系数学院党委办公室党务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