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1919年，陈焕镛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眼神中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前身）首任所长陈焕镛本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但他却放弃留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机会，回到生物学根基尚无的祖国，为我国植物学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他23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便因为中国的植物资源曾被外国人大量采集、模式标本存放于欧美各标本馆、原始文献散见于各国出版的刊物而萌发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念头，并立下宏愿：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的落后面貌。

自立下志愿那天起，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这份初心的不悔践行。

不忘初心的人生旅程

1890年7月12日，陈焕镛出生于香港一个官宦之家。1913年，陈焕镛考入哈佛大学森林系，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树木系。1919年，获得哈佛大学林学硕士学位的陈焕镛从美国归来，携带简单的采集用具只身前往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成为第一位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植物学家。

“那时，外出采集标本的条件很差。”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吴德邻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那次科考任务中，陈焕镛被毒蜂蜇伤，之后又感染恶性疟疾，不得不前往上海治病。

尽管身体虚弱，陈焕镛依然不忘携带已经采集好的标本，并将其存放于上海招商局码头。不幸的是，这些辛苦采集的标本被一场突发大火烧毁。

但他并未气馁。1922年夏，陈焕镛与钱崇澍、秦仁昌共同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标本因存放地——东南大学“口字房”校舍起火而损毁。

连续遭遇打击的陈焕镛于1927年再一次踏上征程，前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他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取得联系，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换得3万多份国外标本。

让植物学走得更远

1928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农业学院任教时，基于与同事采集的标本，再加上交换的标本，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并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植物标本馆相媲美的设想。

为实现这一目标，陈焕镛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3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馆藏标本若被国内外书刊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的标签贴在该标本上，在标本封套内还附上该种植物的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

1954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分别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陈焕镛为华南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曾表示，至1954年，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分类学基础在当时居全国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陈焕镛在标本馆建设等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密不可分。如今，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馆馆藏已达百万号，为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北京、昆明、广州）之一。

“陈焕镛还特别重视植物学的应用，在他与秉志等生物学家的倡导下，于1956年建立了中国首批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管理格局沿用至今。上世纪60年代，他提出中国植物学者要加强植物资源利用研究，这种在研究基础上注重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观点是非常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表示。此外，陈焕镛创立了华南最有价值的专业图书馆。据1937年统计，馆藏中、西文图书达4000余部，中、西文定期杂志50种以上，许多珍贵的西方植物学文献均有收藏，这些植物分类学的经典著作为后人开展植物学研究、编写植物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陈焕镛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对农林植物研究也倾力支持。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立之初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每年1000元大洋的补助费外，还将基金会付给他的每年4000毫洋（广东、广西等地曾通行的货币）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设备费。

同时，陈焕镛也为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奠定了基础。1958年春，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黄观程曾随陈焕镛到苏联考察和工作3个月，陈焕镛为那里的标本馆鉴定了一批尚未定名的樟科、壳斗科、苦苣苔科、山茱萸科植物标本。

“外国学者对他渊博的植物学知识钦佩之至。”黄观程表示。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为了让中国植物学后继有人，陈焕镛不断帮助新人在学科上有所成就。吴德邻至今难忘，当年在研究所作为“小字辈”的自己如何在陈焕镛的帮助下，完成了对兰花蕉科新科与新种的认定。

1962年，吴德邻在编写《海南植物志》姜科时，发现了两张从来没有见过的标本，后经仔细研究，确定它们为中国的新分布科——兰花蕉科，并且是两个新种，分别为兰花蕉和海南兰花蕉，其中兰花蕉现已被定为国家三级保护濒危物种。

当吴德邻拿着标本向陈焕镛汇报时，陈焕镛还邀请北京植物所教授汪发缵帮其鉴定。确认无误后，吴德邻十分兴奋，准备立即发表相关论文。但陈焕镛却拦住了他：“兰花蕉科全世界只有一属数种，你既然已确定广东标本为新种，说明你对全世界的种类已有所了解，不如写一篇专著性论文，顺便讨论一下科的位置。”

为了帮助吴德邻拿到国外的标本进行比较，陈焕镛当即写信给身在印尼的华侨孙洪范，请他代为采集该科的标本。

在1963年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30周年大会上，陈焕镛推举吴德邻作了题为《兰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报告，受到了同行的关注。后来陈焕镛还亲自帮他修改英文摘要，并于1964年的《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

陈焕镛还利用自己拉丁语的优势，在华南植物所开设拉丁语课。“那时候拉丁文是做植物分类学必修的语种，但国内会的人并不多。”吴德邻表示，陈焕镛还亲手制作拉丁语卡片，帮助大家记忆。

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曾在回忆陈焕镛时谈到，当年，像陈封怀、蒋英等第二代植物学家都是在陈焕镛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听导师陈封怀先生讲过，他们师生打成一片，一有空陈老就找他谈话，并经常请客。陈封怀先生自己成为植物学专家后，对导师始终非常尊敬。”

“良师”“益友”是许多人对陈焕镛的评价，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学风，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求真精神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思想，永远值得后辈学习。■

（作者系中国科学报社采访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