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印象里，解放军和科学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角色，一个保卫国家，另一个则专心搞科学研究。如果硬要把两者联想在一起，大家可能也只会想到研究军事科技的国防专家。过去，人们常用“出将入相”或“投笔从戎”来描述这种身份上的巨大转变，赞扬一个人文武双全，而今天要讲的则是武素功从一名解放军战士，成长为一名植物学家的励志故事。

自学成才 华丽转行

1935 年，武素功出生在山西太谷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命运多舛的他在未满10 时父母就先后离逝，年幼的武素功被过继到了婶婶家。由于家庭贫寒，十来岁的他被迫辍学跟随同乡来到张家口讨生活，生活十分艰辛。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1948 年下半年，武素功进入了北京汇文中学。

次年1 月，北京和平解放，武素功和披红挂绿的男女同学一起，打着腰鼓欢迎解放大军进城。新中国的成立给年轻人带来新的思想，追求进步的武素功加入了少先队，并成为了大队主席，他优秀的组织能力让汇文中学的校园文宣活动在当时的东城区小有名气。之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高涨的爱国热情使这位少年萌生了参军的想法。但当时的武素功还未达到入伍年龄，但机灵的他仗着自己个子高，虚报了年龄，还在新兵入伍大会上代表入伍青年讲话。就这样，穿上崭新军装的他告别了老师、同学、朋友，乘上军列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

在部队，武素功接受了完整的军事训练和组织教育，培养出了强健的体魄、军人的忠诚勇敢和荣誉感，这为他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1955 年，武素功离开火热的军营，复员到北京。第二年，他来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当见习员。由于身强体壮，他主要负责野外采集工作，但对于热爱文艺的武素功来说，每天跟花草树木打交道却非他所愿。这时，中学时代的好友朱汉生鼓励他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搞植物研究未必不能成才，你行！”挚友的规劝，让武素功下定决心从零开始，把植物学作为毕生事业。

那时的武素功才刚刚20岁，没有学过生物学，也没有学过外语，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只有拼命学这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尊敬师长且勤奋好学，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很快就得到了秦仁昌、吴征镒两位专家的赏识。在两位恩师的指导下，武素功非常刻苦，在工作之余努力学习植物分类学并专攻蕨类植物。当时，我国植物的模式标本都被国外科研机构所垄断，也就是说，别人比我们更清楚中国的植物家底，而这是武素功内心所不能接受的。为让中国人完全掌握自己国土上的植物情况，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摸清我国的植物资源。

1961 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南的号召，武素功跟老师吴征镒一起来到了昆明。离开人人向往的北京来到昆明黑龙潭，有人认为他太傻。武素功却说：“云南是植物王国，研究植物分类学不来云南来哪儿呢？”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武素功自主发表或合作发表的研究论文及报道达62 篇以上，主编或合作主编专著7 部，发表了许多新分类群和新分布类群，发现蕨类新属2 个。今天，他家里还保存着当时记录学习和工作的数十本笔记，上面记满了这几十年的辛勤付出与师生情义。

不畏艰险 致力科考

在组织和执行上，科学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和军事行动非常类似，都是需要通过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在未知的环境中完成既定任务。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武素功，展现出了体能好、纪律性强的军人的独特优势，从1955 年到2012 年的57年间， 为了査清中国丰富的植物种类、分布及资源状况，继承中外植物学家、采集家们已做的功绩，他先后参加或组织了20 多次各类大、中型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考察之地大多属于研究的空白或薄弱地区。从云贵高原到青藏高原，从三江源头到湄公河流域，从斯瓦尔巴德群岛到中南半岛，历经无数危险和困难，采集了大量珍贵的植物标本，累计达10 万余份。得益于这些考察，我国植物学家获得了对于植物区系的种类组成、起源、演化等方面的重要科学证据。

喀喇昆仑山到西昆仑山地区一直是科学研究的一块空白区域，于是武素功和许多专家一起写信给邓小平同志，之后在科委的配合下，中科院开始组织队伍，其中对可可西里地区的考察正是由武素功带队的。2010 年， 负责报道这次科考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在博文中回忆道：可可西里是我亲历的比雁北地震、缉毒、金三角、海湾战争、珠峰……都危险。在经历了崎岖的道路、超负荷工作、高原病、意外失联、装备损毁等一系列艰苦而危险的野外经历后，此次考察成果丰硕，而且对后来的研究和保护影响深远。这次考察完成了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报告，出版了5 本书，包括4 本专著和1 本画册。可可西里无人区考察，是武素功所经历的最为艰苦、担子最重的一次科考，这支68 人的队伍闯过了重重险关，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老骥伏枥 献身科学

在生活和工作中，武素功为人和蔼，特别关心年轻人。无论是自己的学生还是其它部门的，不管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上，只要有困难的地方，他都会给予热情的帮助。

上世纪80 年代，他筹集资金，建造房屋，购置设备，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为青年人提供了实验分类学研究的开放平台。他的学生向建英副研究员深情地回忆道：“过了这些年我也慢慢开始带学生了，带学生的时候我都会不断地回想起武老师如何手把手教我们。有问题他都是和我们协商，然后想方设法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总是想，要像武老师一样，不仅做好一个老师，而且要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让他们觉得在学校里这几年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如何为人处世。”

退休后的武素功并没有闲下来，不怕困难、不畏艰险的他，一再“失言”，推迟停止跑野外的日期。65 岁时，他说70 岁就不跑野外了；70 岁时， 他又说75 岁就不跑野外了；到75 岁时，他什么都不说了。只要还走得动，他就不会停下脚步。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他开始从事中南半岛的蕨类植物多样性研究，以70 多岁的高龄，七下中南半岛，每天忘我的工作，最终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科技事业。

武素功的妻子方瑞征研究员在回忆起他时，哽咽地说：“他总觉得他身体好得很，没事！到外面出差，每天晚上他都要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他总是说我没事，有时候还会说比在家里还好，所以我也误认为他身体好。我后来想想他是透支了，他走的时候是78 岁，78 岁的人还在做野外工作，他不该这么做的。我很内疚，觉得我没有把他照顾好。”

照片里的武素功形象是多变的，那是因为他拼搏过、吃苦过、忙碌过、欣喜过、自豪过、幸福过。在他一生的路途中，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由此成就了他的自学成才。而他的一生始终秉承“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信条，以军人的忠诚、学者的勤勉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不懈地奋斗着，为中国植物学事业的发展和辉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