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西北高原所在瑞金举办党性教育培训暨第一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

“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

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文化石上，由该所第三任所长夏武平题写的“牦牛精神”鼓舞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扎根雪域高原、接力奋斗。

六十余载风雨兼程，西北高原所始终坚持党建与科研互融互促，通过政治引领、组织保障和精神传承，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科研动能，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征程中攻坚克难，用坚守与实干守护“中华水塔”，扛起青藏高原生态安全重任。

因需而生：报国初心催生“牦牛精神”

“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审议‘两会’青海代表团讨论，还提出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指出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西北高原所纪委书记马忠汉说，“研究所因国家战略需求而生，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高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

西北高原所成立于1962年，是以青藏高原生物科学研究为主要方向的公益性综合研究所。建所伊始，老一辈科学家响应党的号召，告别故土奔赴高寒缺氧、物资匮乏的青海开展科学研究。

“那时候野外考察没有固定居所，科研人员常年住帐篷、睡马圈，野外台站缺水断电、物资短缺，道路闭塞、环境恶劣都是常态。”马忠汉说。

上世纪70年代，西北高原所西藏动植物考察队行进至易贡—通麦峡谷路段时突遇险情。

那是泥石流频发路段，考察队车辆经过一处拐弯时，在雨后泥泞的道路中突然失控，缓慢滑向百丈悬崖。千钧一发之际，车辆后轮卡在崖边一块凸起的石头上。车身堪堪稳住，但悬崖上的碎石仍不断滚落，险情未消。

考察队队长印象初沉着应对，一边指挥队员有序撤离，一边抱来石块卡住车轮。队员们分工协作，有的借来绳索将车辆拴在路旁树上，有的跑去向附近施工的部队求援。部队工兵驾驶重型推土机赶来后，队员武云飞、蔡桂荃冒险登上倾斜的车身，在难以站稳的情况下将钢丝牵引绳拴好。大家不顾个人安危协力抢险，终于将车辆拉回路面，确保了国家财产与珍贵的动植物标本安然无恙。

“长期在青海、西藏、新疆等地极端环境开展科考调查，各种无法预料的状况层出不穷。”西北高原所副研究员、资源中心党支部书记于瑞涛说，“老一辈科学家坚守高原、潜心科研，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6年，西北高原所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建站十周年之际，夏武平结合自己在青藏高原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下了62字的“牦牛精神”。它是高原科技工作精神的写照，也是激励一代代西北高原所人扎根高原、奉献高原的精神动力。

“‘牦牛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它饱含血泪，是一代代科学家以才华、青春甚至生命为代价铸就。”西北高原所海东生态农业试验站站长、农业中心党支部书记陈文杰说，“和‘两弹一星’精神一脉相承，‘牦牛精神’激励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服务‘国之大者’，发挥自己专长，实现人生价值。”

逆境坚守：追随“牦牛精神”扎根高原

地处西部省份的西北高原所曾经面临多重结构性、政策性发展难题。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乃至中部科研机构相比，西北高原所在人才引育、科研经费、外部资源保障方面均存在明显短板。

“青海省自然环境恶劣，生活配套设施薄弱，薪资待遇远低于东部同类科研单位，因此人才流失问题长期存在。”马忠汉说。

“西部之光”等面向西部青年科研人员的专项扶持项目陆续取消后，青年科研人员失去稳定经费与政策支撑，成长发展压力陡增。特别是西北高原所并入西北研究院那段时间，青海省直接配套扶持减少，地方资源对接渠道受阻，研究所一度面临巨大发展压力。

年轻一代科研人员称自己是“‘牦牛精神’追随者”，他们主动扛起野外科研重任，用无数事例诠释何为“不畏艰苦，但求贡献”。

高原鱼类研究专家赵凯被称作“高原追鱼人”，常年带队在长江、黄河青海段开展水生生物调查。一次野外作业途中，突遇冰雹，车辆又在无人区爆胎，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中，赵凯凭借多年野外经验，就地进行抢修、更换轮胎。车辆修好后，恶劣天气又让向导辨不清方向，一行人直到次日凌晨六点才侥幸脱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赵凯团队潜心研究数十年，建起高原鱼类种质资源库，发现消失三四十年的珍稀鱼种。

第二次青藏科考期间，科考队在果洛、玛多等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区域开展调查。在高寒缺氧环境下，他们仍一丝不苟地按照样方布设标准作业，进行全域植被、土壤、生物多样性普查。48天高强度野外调查中，队员们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生态中心第一党支部书记、青年科研人员张骞返回研究所时，身形消瘦，连导师都没把他认出来。

党建领航：实干交出高分答卷

“基于研究所高原科研野外作业多、学科分散、青年人才占比高的特点，我们以优化支部设置、组建青年突击队、设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为抓手，将党组织建在科研一线，以组织力量凝聚人心，让‘牦牛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西北高原所党办副主任（主持工作）翟睿英说。

在组织建设方面，西北高原所打破按行政部门划分支部的模式，以学科研究方向、国家级野外台站为核心，设立9个党支部，实现“支部跟着科研任务走”，将同一学科方向的导师、学生党员编入同一支部，消除师生思政、科研脱节隐患。

为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研究所成立夏武平高原生物科技攻关青年突击队。将党员先锋岗设在野外采样、生态修复、种质资源调查等任务一线，科研队伍野外途经红色教育基地时，会同步开展现场研学，把精神学习融入科考全程。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科研组组长刘宏金介绍，西北高原所设立科研、管理两类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精准匹配岗位需求。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科研组吸纳各学科青年骨干参加全国性高原生物学青年论坛，邀请院士专家开展学术交流，围绕科研问题开展研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管理组聚焦科研保障、规章制度开展务实交流，立足岗位优化服务。他们通过学术沙龙、心理疏导、科普实践、联谊交流解决青年实际诉求，留住扎根高原的青年科研力量。

针对长期外出科考、无法集中参与组织生活的党员，研究所建立“固定党小组+临时党小组”双线机制。在野外台站、课题组设立固定党小组开展常态化学习；重大科考、专项攻关任务出发前及时成立临时党小组，通过线上渠道落实理论学习。

“此外，各支部还常态化开展务实服务，为大家解决实际问题。”生态中心第二党支部书记、海北站副站长郭小伟说。海北站水质较差，研究人员常因为水质问题出现肠胃不适。了解情况后，党支部用活动经费购置净水设备，解决大家用水难题。此外，党支部还为科研人员配备充电宝、户外背包等物品，全力保障野外工作。

呼吸着80％的氧气，但做着100％的工作。近年来，西北高原所全程参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规划建设，为西宁国家植物园提供技术支撑；牵头承担第二次青藏科考，完成高精度青藏高原植被图谱绘制；持续开展高寒退化草地修复、乡土草种筛选等长期科研工作，夯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从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下‘舍家为国’的奉献，到年轻一代在党建引领下‘服务生态战略、攻坚科研难题’的坚守，西北高原所人一直在‘奋蹄前行’。”马忠汉说，“未来，研究所将深挖‘牦牛精神’时代内涵，完善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模式，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守初心，以高原科研实绩践行生态文明建设时代使命。”

（作者系《科苑党建》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