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祖同：生活简朴 不搞特殊化

在西安光机所工作期间，作为所长，龚祖同时常以艰苦朴素自我要求。作为一个地道的南方人，他经常以苞谷面做的发糕或者窝窝头代替正餐，工资也基本都用来购买书和杂志。

20世纪80年代，龚祖同年事已高，瘦弱多病，步履艰难。所里建议用车接送他上下班，但他坚决拒绝，坚持拄着拐杖步行。生活区与工作区只隔一条马路，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三五分钟的路程，他却要走近半个小时。有一次，家中的电灯泡坏了，龚祖同的妻子原打算让后勤的电工来更换，但龚祖同坚决不允许，认为有借职权行私之嫌，把小板凳架在桌上亲自更换，不小心摔下来受伤住院。

龚祖同培养过的学生母国光院士在纪念文章中写道：“龚老师备受人们敬爱还在于他目光长远、艰苦朴素和平易近人。他虽有政府提供的别墅式住房和专用车辆，但并没有去过舒适的生活，而是在办公室安上一张行军床，每日三餐是家人送来的饭盒。”

汪猷：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精神

生物有机化学家汪猷善于抓大问题、抓影响深远的问题。他身体力行，对自己负责的课题，从路线设计、合成方法、分析手段、数据处理，一直到写成论文或实际应用的各个环节，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始终坚守科研诚信。他在科研上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精神，对上海有机所的学风产生了极大影响，“三严”精神也成为上海有机所优良学风的精髓。

在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研究中，汪猷坚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实验数据，每个单体能做到结晶的一定要尽可能地做到，要有色谱分析、元素分析、红外分析、核磁分析的完整数据后，才能做第二步工作，不准“一锅炒”。如第一步达不到要求，一定要找出问题再做，绝不允许绕过困难、马虎对待。他坚持“对的不一定是对的，不对的一定是不对的”，对论文引用的每篇文献都要核对，每个数据都要严格审查，往往一篇论文要修改几遍乃至十几遍，连一个标点的错误都不放过，在签署鉴定书时留下了“迟迟不落笔”的佳话。

叶笃正：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

气象学家叶笃正一贯提倡认真、严谨的科学精神。他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严格，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基础和严谨的学风。学生与他合写的论文和著作，他都要修改多次，反对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结论。他鼓励学生要独立思考，敢于、善于提出与导师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曾说:“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和我说‘不’，敢于向权威挑战。我的学生超过我，我才有成功的感受。”

1998年，叶笃正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110万港元中的一半捐给了大气物理所，并以此设立“学笃风正”奖。这一奖项不单用于奖励大气物理所的青年科研人员，还面向整个中国气象界，中国气象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很多青年学者都曾获得过该奖。2005年，叶笃正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用奖金设立“全球变化科学奖”，用以奖掖后学、培养人才和推动地球科学的发展。

马大猷：不说客套话 只说心里话

1962年2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声学家、物理学家马大猷出于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在物理组小组会上大胆发言，促成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马大猷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众人称赞他的这一举动为“一马当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的会议上表扬了马大猷，说他不说客套话，只说心里话。

马大猷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十分关心科学教育事业，坚持理工结合的教育思想，注重培养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和动手能力。他曾说，“有时看到一些科学家为引进日本产品还是德国产品而争论，我脸都红了。”他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性，认为“自然科学研究中，以创造性劳动取得的发明才是评价标准，科学只承认第一，不承认第二”。

即便在耄耋之年，马大猷仍积极建言献策。他呼吁要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不断努力。

杨承宗：倾囊捐出三次补贴

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在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铀矿选冶研究所）副所长期间，因出色的工作表现，曾三次获得二机部发放的补贴。然而，他并未将这些补贴用于个人生活，而是全部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作“科技项目合作经费”。他深知自己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二机部的工作上，而这可能会影响在中国科大的工作，因此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弥补。

第一次，他捐款25万元，这笔钱被用于改造学校的三层楼卫生所，极大改善了师生的医疗条件。第二次，他又捐了一笔数额更大的款项，为学校盖起图书馆。第三次捐款数额更大，计划用于建设放射化学实验室，几位教员一起设计了方案，二机部审核后批准了方案，但之后被迫中断。

虽然杨承宗的积蓄没有转化为物质财富，但却化作中国科大校园里的一砖一瓦、一篇篇科研文章、一堂堂启迪心智的课堂教学，以及那些因他而得以继续追求梦想的学子的未来。

彭桓武：给自己“革职”

对于名誉和职务，“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看得很淡。他曾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但因从未提案和发言，于是给自己“革了职”。

完成核武器理论研制后，彭桓武认为已经完成中国年轻一代核物理工作者的培养任务和使命，主动申请回到理论物理研究领域。1972年，他先回到高能所工作。1978年理论物理所成立后，彭桓武担任所长。五年任期一结束，他便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请辞，推荐更年轻和有领导能力的周光召担任所长。

当时，有同事建议他担任名誉所长一职。他认为，“不要这样为好，我也很不愿意要这样挂名的‘名誉’。近年来我在担任理论物理所所长期间，主要工作均委托年轻同志去办，已经担任过‘名誉’所长，我对这种状况早已厌烦，长此下去对工作不利。且我所是一个新所，建立时院领导即指示要有一个新的作风。由于历史较短，在我所尚未形成长期一贯的所长制，所以我建议理论物理所从一开始即根本不设名誉所长职务。”

吴学周：把治丧费省下来用于科研

1980年，物理化学家、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吴学周心爱的小儿子不幸罹患脑癌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最是人间伤心事，更何况40多年间，吴学周的大女儿、二女儿、妻子都先他而去，小儿媳也于3年前因车祸丧生。再次遭遇亲人离世，吴学周却出奇的平静。他让女儿带着他写给高能所的一封信去北京，感谢研究所在小儿子患病期间给予的关怀和照顾，要求“丧事从简，把治丧费用省下来用于科研”。

这封信成为一份催人泪下的生动教材，在高能所引起了很大震动。研究所把他的信用大字报形式抄写出来，并加上按语，号召全所职工学习这位老科学家的高尚品德。

但对吴学周来说，写信的本意是因为小儿子已经给研究所添了不少麻烦，如果丧事上再费神操办，就又增加了麻烦，这会让他心里更加不安。女儿出发去北京前，他再三重申，千叮咛万嘱咐“少麻烦人家”。

周立三：六书架的“存款”

周立三是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但在妻子眼中却是“人间一怪”：家里藏书近万册却连一本小说也未读过，唯独爱他的地理事业，一生只看游记等真人真事或与业务相关的著作。

大女儿周蜀恬回忆里的父亲是酷爱书籍的，不论去哪里，都要逛书店，每次回来都不空手，工资除了补贴家用，其余主要用来买书。所得稿费、奖金和审稿费等各有去处，有的留给所里作为公用基金，有的分给其他同志，有的退还原单位。正因如此，家里的积蓄不多，周立三妻子曾指着满满六书架的书说，这就是周立三的“存款”。

周立三一辈子向着大地，心系祖国和人民。46岁组织新疆综合考察，为新疆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69岁主持《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专著编写，为中央调整农业生产布局提供重要科学依据；77岁领衔中国国情分析研究，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思想。他一生清贫，一生科研，最后连六书架的“存款”都捐赠给了南京地湖所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