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靠什么第一时间冲向满目疮痍的山地灾害现场，逆行奋战、日夜不寐？他们靠什么攀登严寒险峻的山崖，置人类身体极限于不顾？他们靠什么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雪域高原，只为获取第一手的山地科学数据？当你走进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就会找到答案。

成都山地所是国家为解决中国山区建设中的科技问题，而在山地科学领域设立的唯一国立科研机构。建所50多年来，成都山地所的山地科技工作者们在科技报国的实践中，浴火于磨难、熔铸于漫长、淬炼于求是，积淀了独特风格的科学家精神——“山地精神”。他们是“山地精神”的创造者、践行者和传承者。

2002年，成都山地所首次开展“山地精神”大讨论，筛选并将“山地精神”凝练为四句话:群山般宽广的胸怀、磐石般坚强的意志、林海般浪漫的情趣、江河般豪放的性格。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代山地科技工作者从祖国的崇山峻岭、急流险滩中拼出来的科学家精神，包含了山地人遵循的价值追求、使命宗旨、思维特质、行为规范和理想愿景，对山地科学研究事业发展起到了思想引领、精神支撑和规范团队成员行为的作用。

群山般宽广的胸怀

1990年，从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系毕业后，回到成都山地所工作的崔鹏成为中国第一位泥石流专业博士。短暂的出国深造经历，让崔鹏看到了国内外泥石流研究的差距。面对国外科研机构提供的优厚待遇，他毅然选择回国，选择为国家、为人民奉献青春。

从那时起，崔鹏便不停歇地奔波在地质灾害现场泥泞的土地上，搜集灾害资料、探究灾害原因。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崔鹏和成都山地所的同事迅速组织起队伍，第一时间奔赴地震灾区。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和遥感影像，按照危险性等级对256个堰塞湖开展评估，从中筛选出17个危险性最高的，为下一步开展救灾工作提供了科技支撑。

2010年，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崔鹏带领团队走进泥石流现场勘测数据，为后续开展应急抢险和科学处置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崔鹏团队负责完成的汶川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危险性评估，为灾区灾后重建提供了科学依据。

40年来，在灾区一线的工作经历，使崔鹏逐渐在泥石流的形成、运动、成灾机理及防治技术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初步建立了土力类泥石流起动理论，确定了泥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并揭示了其形成和成灾机理，提出泥石流过程监测与多级精准预警原理与技术，带领团队构建了第一个基于动力学过程的数值模拟系统和灾害险情预备预报平台。多年来，崔鹏带领团队研发出系列专利技术，形成全流域过程调控的泥石流灾害防治技术体系，在泥石流物理过程和防治技术方面作出了系统性和创新性的学术贡献。

“作为研究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科技工作者，不能仅仅写论文，必须深入山区，走进各种地质灾害现场，拿到第一手数据，找到灾害发育演化规律的线索和证据，为研究出更好的防灾减灾方法和技术提供最直接的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如是说。

磐石般坚强的意志

青藏高原很广阔，广阔到足以让科技工作者穷尽一生去跋涉。20多年来，成都山地所研究员王小丹始终扎根于此，开展青藏高原环境和生态方面的研究工作。

2010年，为更好地监测二氧化碳变化，王小丹和团队开始在西藏申扎建设高寒草原与湿地观测试验站，并布设生态监测网络。10多年来，一张“网”逐渐铺开：从东边的若尔盖到西边的日土县，从南边的亚东到北边的可可西里，监测站点数量升至32个，监测仪器以每秒10次的频率传送着数据。

“这就像是给青藏高原装上了听诊器，随时可以听到它的呼吸。”王小丹这样形容。

高精尖设备的投入，助力科研工作事半功倍。但有时原本在平原地区可以正常使用的设备，一到高原就没有缘由地“罢工”，这着实让王小丹和团队有些头疼。

“也许是天气原因，温度太低了，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我们只有反复摸索，针对性地改进仪器设备以适应高原环境。”但这只是高原科研工作中的小插曲。王小丹说，自然条件带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自己能做的就是不断克服和习惯它，更重要的是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它。

有时候高原反应让他整夜辗转难眠；帐篷外，偶尔还有游荡的野狼。但只要入睡了哪怕一个小时，王小丹都心情愉悦：“你要这样想，好歹还睡了一个小时，这样的条件下足够了。”

青藏高原基础设施的改善为王小丹增添了几分乐观。“道路畅通了，以前要花三天时间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一天。沿路买吃的喝的都方便了，条件好多了。”王小丹见证了这里的发展。

有位在外地工作的学生回到成都看望王小丹，闲聊时，学生讲起自己以前去青藏高原做样带调查的经历。一路行驶到海拔4000多米的无人区，高原反应十分严重，坐在皮卡车里边颠边吐。学生此时已经云淡风轻，但有句肺腑之言让王小丹印象深刻：“那么艰苦的环境都坚持下来了，以后还会怕什么困难。”

王小丹对此感同身受。在青藏高原的20余年，除了收获知识外，学会的还有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之所以能够咬牙坚持，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热爱与兴趣。“时间久了，自己慢慢融入了这里，成了习惯，更培养出一种感情。”

林海般浪漫的情趣

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宁生从事地质灾害研究工作已有30多年，跑过四川、云南、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20多个省份，踏勘和研究过1万多处山地灾害点，收集了50多万条观测研究数据。

做泥石流研究工作，陈宁生随时准备出发。他平时会随身携带一个背包，里面有电脑、水杯和野外记录本。多年来，陈宁生始终保持着野外记录的习惯。“人会变老，记忆力会减退，我得记下来。”到今年，陈宁生已经写满了几十个野外记录本。

成果背后是一次又一次与危险擦肩。“2005年在西藏龙巴萨巴湖和皮达湖，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陈宁生仍记得，那年皮达湖下的牧民惶恐来报，说冰湖要溃了。危及生命，时不我待。陈宁生带着助手等人爬上海拔5600米的冰湖口，勘察灾情、设计泄洪方案。当天晚上，严重的高原反应让帐篷里的30多个人一夜无眠。硬挺着几天下来，最终依照他们设计出的方案成功泄洪，确保撤离到山上的牧民可以回家过冬。

虽然总是与泥石流打交道，但陈宁生比常人更有机会看到大自然美丽的一面。“无限风光在险峰。”陈宁生用这句话来形容“多变的大自然”。在他心里，“我国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但也正因为地貌复杂，就存在很多灾害”。

虽然美丽和灾害共存，但作为科学家，陈宁生常常觉得自己是一名守护者。只有做好防灾减灾，才能让老百姓看到更美的风景。

江河般豪放的性格

2008年，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魏达从北京玉泉路出发，抵达青藏高原，开启日复一日的温室气体采样工作，与“碳”打上了交道。而后每年的5月1日，都是魏达的“劳动节”。

魏达清楚记得，最初野外台站连测样品的设备都没有，最难的是邮寄样品，从观测站到县城有50多公里，途中要翻越念青唐古拉山海拔5190米的垭口。魏达坐着摩托车，艰难摸索在高原公路上，脸和双腿冻到没有知觉，到了县城需要很久才能恢复。野外考察过程中，恶劣天气和硬饼子咸菜都是“家常便饭”。

野外仪器架设过程也充满惊险。2020年国庆节期间，魏达带着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共6人，驶进可可西里无人区。刚出发十几公里，荒无人烟之地突然蹿出一头棕熊，一路跟着他们的车跑。不知何时，两头野牦牛也加入了追车队伍。魏达和队友们随机应变，让前面一辆车向前跑，后面一辆车掉头向后跑，野牦牛左顾右盼无所适从，精疲力竭败兴而归。

尽管有辛苦和危险，高原反应也时不时让人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但青藏高原一望无垠的风光和淳朴的民风，以及隐藏在广袤大地上还未被揭晓的“秘密”，都让魏达心驰神往。

通过长期定位观测、野外科考监测、野外网络建设相结合，魏达和团队认识到，青藏高原碳汇是此前科学界预期值的4倍，气候暖湿化和生态管理有利于碳汇提升。这些工作一方面为认识气候变化下青藏高原碳汇变化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也有效服务了国家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和青藏高原碳相关政策的制定。

回望走过的路，魏达感叹，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并不长，但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只干一件事、做好一件事，不容易却很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都是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从事的工作能够服务于国家发展需求，真的感到荣幸。”

“山地精神”体现了成都山地所科技工作者在开展山地科学实践过程中，培育出的服务国家、造福山区、尊重自然、实事求是、开放综合、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科学家精神。“山地精神”不仅具有科学家精神的共性，还具有独特个性，有着特殊的“山地烙印 ”。

新时代的山地巨轮已然拔锚起航、乘风破浪。成都山地所将站在“国之大者”的广袤视野上，从多维度多层面，把科学家精神有机融入研究所新时代战略理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山地精神”谱系，在山与江河的注视下，为中国山区和山地科学发展、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作者王萌系成都山地所党委办公室主任，彭怡系成都山地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